他整个脸一定都扁掉了，我猜除了鼻梁断掉之外，两边的颊骨也都碎裂了，他那颗猪头也会有好一阵子无法清醒。他的双脚一蹶不振，身体像是断线的木偶一样倒在地上，就像再壮的公牛到了屠宰场也会变软脚虾。他的头重重摔在水泥地板上。
我瞪着身边这群人，他们则忙着重新评估我的地位。
「谁是下一个?」我说，「但是就像赌城的规矩一样，要嘛不上，要上就得加码。这家伙需要被送到医院去，或许有六周都需要戴着脸部固定器，所以下一个就得在医院待十二周，懂吗?手肘也会被折断，知道吗?谁是下一个?」
没有人回答我，我指着那个戴墨镜的家伙。
「把毛衣还我，肥猪。」我说。
他弯腰把毛衣捡起来，拿给我的时候斜倾着身体，把手伸得远远的，不想跟我太靠近。我拿过毛衣把它丢在哈伯的床上。
「把眼镜给我。」我说。
他弯腰捡起那只已经变形的眼镜残骸给我，我把它给丢回去。
「我要破掉的干嘛?肥猪。」我说，「把你的给我。」
戴墨镜的家伙愣了好一会儿。他看看我，我也看着他，完全没有眨眼。接着他摘掉眼镜拿给我，我把它放在口袋里。
「现在把这废物给我抬出去。」我说。
这一群穿着橘色囚衣、头绑红色印花手帕的家伙本来都吓呆了，这时急忙把大块头给拖出去。我又爬回床上，因为肾上腺素还未退去而发抖，除了胃部感到一阵翻滚之外，还喘个不停。刚刚我的心脏好像停止跳动似的，感觉很糟糕，但是如果刚刚我没有出手的话，一定会更糟糕。他们玩够了哈伯以后，下一个目标就是我。
※※※
我没有吃早餐，一点胃口也没有，直到感觉好一点才下床。哈伯坐在他床上，身体正前后摇动着，还是不发一语。过了一会儿，我跳到地上，用洗手台梳洗一番，许多人经过走道时往我们牢房里面张望，然后又快步离开，消息一下就传遍全部牢房了。红人帮的家伙被最后一间牢房的菜鸟送进了医院。尽管看吧，我已经变成名人了。
哈伯停止摇动身体，看着我欲言又止，然后又把嘴巴打开。
「我再也受不了了。」他说。
上一次我听他讲话是芬雷用扩音话筒跟他交谈的时候，当时他还用充满信心的语气跟芬雷搞笑。他的声音很低，但是陈述的内容却明确无比。他没有发牢骚，也没抱怨谁，只是陈述一个事实──他再也受不了了。我转头看他，想这句话想了好一会儿。
「你怎么会在这里?」我问他，「你到底在干什么?」
「我什么也没有干。」他说话时面无表情。
「你干嘛招认一件自己没有干的坏事?」我说，「根本是自作孽。」
「不。」哈伯说，「我真的做了我招认的事，我做了，而且也照实告诉警探。」
「狗屁，哈伯。」我说，「你压根儿就不在现场，当时你在参加一个宴会，载你回家的是个警察。看在老天的分上，你没有杀人，你知道这件事，大家也都知道。不要在我面前鬼扯那些狗屁。」
哈伯低头盯着地板，沉思了一会儿。
「我不能解释。」他说，「我不能多透露些什么，但是我必须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我又看了他一眼。
「会发生什么事?」我说，「你要在这里一直待到礼拜一早上，然后被送回马格瑞夫，而且我猜他们会放你走。」
「真的吗?」他说。他说话的语气好像在跟自己争辩一样。
「你压根儿就不在现场。」我又说了一次，「他们知道这点，或许他们会想知道既然你没有做任何事，为何还要认罪。还有，他们会想知道那家伙身上为何有你的电话号码。」
「如果我不能说呢?」他说。
「不能说，还是不愿意说?」我问他。
「我不能告诉他们。」他说，「我不能向任何人透露任何事。」
他避开我的目光，身体开始发抖，显得很害怕。
「但是我不能继续待在这儿。」他说，「我受不了了。」
哈伯是个财务专家，给人电话号码才有生意上门，跟任何人见面开口闭口都是避险基金跟节税天堂之类的话题，他会想尽办法把别人的血汗钱拿来做投资。但他的号码是印在一张计算机纸的碎片上，而不是出现在名片上;是被藏在鞋里，而不是被放在皮夹里。还有一点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这个家伙到底在怕什么?
「你为何不能向任何人透露任何事?」我问他。
「因为我不能。」他说，「我就只能说这么多。」
我突然觉得好累。二十四小时之前，我在一处交流道从灰狗巴士下车，沿着一条崭新的道路走下去，在温暖的晨雨中踏着快乐的步伐，避开任何人与事，简直就是没有行李、没有麻烦的自由之身。我不想因为哈伯或芬雷，或是一个被人打爆光头的高个儿而惹上麻烦。我不想要有任何瓜葛，只求让我平安、宁静地去追寻瞎子布莱克的足迹。我想要从八十岁的老人里面找到还记得他的人，曾经在酒吧里听过他表演的人。我该聊天的对象应该是在牢房外扫地的老家伙，而不是哈伯这个自命为雅痞的浑球。
他很认真地在想事情。我现在知道芬雷是什么意思了，我从来没有看过任何人这么轻易就被看穿。他的嘴巴动来动去，但是没有发出声音，手指头不断舞动好像他正在算加减乘除，权衡利害。我看着他，看出他做了决定，他转身看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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