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2月中旬，我(张博士)陪美国的艺术评论家大卫去吴主编家采访他，终于有机会进入到他不轻易请人来的家。我非常惊讶地发现，他的家里有许多艺术家的作品，而且这些艺术家大多是在市场上和艺术界很活跃的，而且作品质量也很好。这让我忽然联想到许多艺术家和我抱怨过吴主编把持的网站成为自家的田地，多报道那些和他有“意思”的艺术家，以及和他有名分的展览活动，而另外的艺术活动和展览他很少甚至从来不报道。例如，红门画廊的的老板布朗先生和我抱怨过多次说，美术同盟从来不发我们的新闻稿，你和吴很熟，知道怎么回事吗?我说，不太清楚，布朗甚至要委托我向吴主编“意思意思”，我说我不想做这样的事情。想到这些我很生气!吴一方面拿着外企的不菲的薪水，一方面又利用手中掌握的网站的权力，收受艺术家的好处，获得不义之财之物。我们原来彼此素无恩怨，我为什么要投诉他，因为我看不惯这种不道德和不公正的做法，尽管有的朋友认为是业内的“潜规则”而予以默认。
当天回家之后，我决定写一封匿名的检举信给网站的负责人，大意是说吴主编在主持美术同盟网站的时候涉嫌利用工作之便谋取私利。从维护网站的声誉出发，希望杜绝这类事情，将美术同盟恢复为原来的公共信息平台的功能，而不是个人的地盘。吴主编也承认自己家中有艺术家的作品，而且是艺术家送给他的“结婚礼物”。我当然不知道是在什么情况下，艺术家才赠与他作品。但他自己承认收受了艺术家作品，而且是他在美术同盟工作以后。所以我没有捏造什么来诬告陷害他。话说回来，即使我真的诬告了他，他也有正当而合法的途径来解决问题。
但为什么还有那封“悔过书”呢?为什么在书中我自己承认“诬陷”了他呢?这涉及更为严重的问题。3月1日，他气势汹汹地来到我家，要我摊牌，讲清楚为什么要“诬陷”他。并胁迫我到楼下的小餐馆。他一下要了几瓶啤酒，大口大口地喝着，并摔杯子砸瓶子，威胁说“老子今天跟你没完”，“你断了我下半生，我断了你后路”，“老子剁了你的手”，“我已经把老婆安排好了，我今天不想活着回去了”。一股疯狂的拼命报复的架势，极尽辱骂、侮辱、恐吓之能事。这在吴的信中略有提及，他用这样的手段胁迫我当众跪下，向他道歉，并写悔过书，并恶狠狠地威胁说“必须一次让我满意，否则老子剁了你的手”。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被迫按他的要求写下“悔过书”。
第一章博士下跪(3)
起诉反诉，剑拔弩张上公堂
尽管双方说法不一，但事情的基本脉络已经清楚。如果事情到此为止，无非是两个人的恩怨而已，也许不会被公众所知。在3月1日晚上张博士给吴主编下跪并写下悔过书之后，吴主编对张博士说：“你必须在明天上午十点之前去我们单位，向我们单位的领导澄清这一切!这是你必须做的!”
据吴主编称，“张博士再次当街下跪，山盟海誓，满口答应”。吴主编称，“之所以坚持要张博士到自己单位说明情况，是让张博士对自己所做的事情负责，同时作为一种了结的方式，让双方之间的事情到此结束，对自己遭受别人的不白之冤之后，也是一个交代。”
但是，第二天吴主编并没有等到张博士的消息，吴主编给张博士打电话，张博士称自己在发烧。到了晚上，依然没有得到张博士的消息，怒火未消的吴主编写下了一封公开信《美术界败类张博士之恶行状》。此后，吴主编开始向张博士的导师——中央美院潘院长先生反映这件事。此后，吴主编向中央美院有关部门反映，并将《美术界败类张博士之恶行状》通过电子邮件散发出去。
小饭店当众下跪之后，张博士认为这是法律上所禁止的“胁迫行为”，吴主编的所作所为严重侵害了自己的人格权，内心感到莫大耻辱，受到严重精神伤害。三四天之后，有朋友告知张博士，网站上登出了吴主编的公开信和张博士所写的《悔过书》，中央美院领导和美术界的许多朋友也收到了同样的东西。吴主编那充满辱骂、要挟、恐吓和疯狂的人身攻击的信被公开了。很多人不相信，还以为是新闻炒作。
对此，张博士认为吴主编的行为已经涉嫌诽谤，并严重侵害了自己的人格权和名誉权，在美术界造成很坏影响。2005年3月10日，张博士写了一封《关于吴主编来信的情况说明》散发给朋友。并称，“法律会有公正的裁决，他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3月15日，吴主编也看到了张博士的这封信，很快对这封信作了“批注”。在这封信中，两人的矛盾开始大大升级。吴主编在批注中称，“张博士继续执迷不悟，那么，我只能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了”。
事情闹到这一步，双方的争论已趋白热化。2005年4月4日，张博士向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吴主编停止侵害，消除影响，在《法制日报》等媒体公开书面赔礼道歉，赔偿原告精神损失2万元。5月17日，被告吴主编向法院提交了反诉状，请求法院判令被反诉人停止捏造事实、诬告诽谤反诉人的行为，消除给反诉人带来的名誉上的影响，并在《法制日报》等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赔偿反诉人精神损失费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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