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一定会时不时地强有力地闯进你的脑海。”福尔摩斯说。
我很诧异，转过身去盯着他说：“什么意思?”
“你对参军时候的记忆，”他说，“当滑膛枪的子弹把你击倒时的记忆。”
我虽然有些奇怪，但没有大吃一惊。这不是福尔摩斯第一次猜到我在想什么了。我说，“你到底是怎么猜到我在想什么的?这简直不可思议。”
“这不是不可能的，”福尔摩斯说，“首先，是你在读的书，吉卜林的诗。我敢打赌我甚至知道到底是哪些词句让你看得又热血沸腾，脸色潮红又流着汗，好像重新回到阿富汗草原。其次还有你跛着脚。”
“哦。”
“其实你的伤最近已经没有什么影响了，哪怕是天冷的时候。但当你走过屋子的时候，你表现得好像你腿上受的枪伤不是在十四年前，而只是几个月前一样。”
“经你一解释，我终于明白你为什么能那么容易地看穿我的心思了。但我还有一件事情想不明白。”
“是什么?”
“你说那首诗。我不相信你可以一字不差地背出其中的诗句。我承认在英国，甚至是全世界，没有人能够及得上你对犯罪和罪犯的知识。我也坚信没有人能比你更了解香烟灰或毒药或犯罪心理，但是说到诗，我可从来没见你读过一句。”
福尔摩斯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壁炉架前，他从那里的烟袋里拿了一些烟叶装进他的烟斗，他点燃烟斗，松着里面的烟叶，直到烟烧得让他满意。然后他从嘴里摘下烟斗，说：“当你受伤，留在阿富汗的草原上/妇女出来对剩下的东西进行扫荡/就扣下你步枪的扳机，打爆自己的头/去见上帝吧，像战士一样。”
我刚才没有大吃一惊，但是现在绝对有，吃惊得连嘴都合不上了。不是因为福尔摩斯知道哪句诗打动了我，他已经不止一次地展现过他的推理能力了。但认识他那么久，我从来没见他能背出四句以上的诗来。
“你看，华生，”他淡淡一笑，“我还很渊博吧。”
“你绝对是，”我说，“但为什么?”
“为什么记住这几句诗，是吧?你不记得你曾经把这首诗读给我听吗?”
“是，”我承认道，“但那是几年前的事了，而我也从没想到你竟然能记在脑子里。”
“这件事有它自己可怕的重要性，”福尔摩斯说，“我之所以记得那儿句诗是因为它们看来对你有很重大的意义。”
最后的一块木头在壁炉里翻落，烧成了炭。我打了个冷战，虽然并不是因为冷的缘故。
“它们让我想起我不愿意清晰记起的事情来。”我说，“如果没有我的勤务兵，我那天在迈万德就成了这首诗里提到的那个年轻的英国兵了。”
“你的勤务兵，”福尔摩斯说，“莫瑞。”
“对。如果那天不是他把我绑在驮马上从战场上救下来，我就只能在那里求敌人大发慈悲了，虽然在那片战场上，从来就没听说过有什么慈悲。”
“莫瑞后来怎么样了?”福尔摩斯问道。“你没有告诉过我莫瑞的命运如何。”
“那是因为我也不知道。在我安全到达白沙瓦之后，他又回到了战场上，之后我就跟他失去了联系。可能他也回到了英国。”
“也可能死在了异国的战场上。”福尔摩斯说。
“可能。”我说，”但我想我们不会知道了。”
然后，我把吉卜林的书放在一边，福尔摩斯也去继续整理他的剪报了。我们没有再谈起莫瑞，直到七天以后的清晨，一驾马车停在了我们的窗外。
天气恢复了正常，已经没有前几天那么冷得难以忍受了。阳光朦胧地从窗外照进来。福尔摩斯正用显微镜观察着什么东西，而我在看一本医学杂志。这时我听到了车轮在街面上长长的摩擦声。
福尔摩斯也听到了这声音。他抬起头来，说;“我们有客人来了，华生，麻烦你去开门吧。”
我走下楼，把一个跟我差不多年纪的妇人让进门。“福尔摩斯先生?”
“不，”我答道，“他在楼上。跟我来吧，我带你上去见他。”
她跟着我上楼，进了房间，福尔摩斯正在全神贯注地看着显微镜。
“福尔摩斯，”我说，“你有客人了。”
他转过身来，我身后的妇人说：“哦，不，我不是来见福尔摩斯先生的，我是来找华生医生的。”
“我是华生医生。”我吃了一惊。很少有人来贝克街找我。
“请不要吃惊，华生，”福尔摩斯道，“这妇人很明显需要你的帮助。”他站起身来，走过去。“请坐，”他说，并在沙发上为她清出个座位来。
她坐下来，面露感激。我这才看到她的脸上泛着潮红，眼睛凹陷。毫无疑问，以福尔摩斯观察人的经验刚才早就觉察到了这些特征，所以知道这个妇人需要我帮她看病。但他却对她说：“是谁需要华生医生看病?”
“我的丈夫。”她回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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