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我几乎不相信这封信是她写的：她的性格看上去完全变了。接着，我意识到生活的艰辛可以怎样地改变即使是最倔强的性格，我知道任何这样的改变都是我的错，这让我很受不了。当然，我立刻把所有的钱都寄了过去。但我意识到我自己的将来也会因此而有巨大变化。我不能再做一个把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在侦探工作上的兼职医生了。我必须离开贝克街，让歇洛克·福尔摩斯另外找一个助手。我要把馀生献给工作，好抚养那个善良的女人还有无辜的孩子，因为我对他们的困境负有责任。
拿破仑有一句名言说军队吃饱了饭才能打仗，凭着这句箴言，他带领着法国军队征服了大部分欧洲。如果这句话是对的，那我们的整个帝国的脊梁一定是建立在传统的英式早餐的基础上的。在跟内疚的想法搏斗了一整晚之后，我吃了哈德逊夫人准备的丰盛的早餐，有蛋饼、腊肉、蘑菇、芥末腰子，还有炸面包，都是她亲手做的，我比我想象中更快地恢复了精神。怪不得欧洲大陆人要很费劲才能赶得上我们，因为他们每天的开始只是吃一小口羊角面包和一杯咖啡。我到了诊所，就算不是兴高采烈也至少是充满信心，因为我有力气去应付反复无常的命运给我带来的任何不测了。
唉。莫名其妙的信心!命运捉弄我们的各种把戏中最残酷的可能就是它很不公平，经常让人祸不单行，就像拳击手先对对手的头部进行攻击，让对手晕眩，然后再用更大的力量给他一记勾拳。
桌垫上放着两封信。第一封是那种主动送上门的推销信，非常让入讨厌：我现在每个星期都要收到一两封这样的信!里面有一个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公司推出的一种人寿保险。里面说的意外死亡的赔付金额非常高，但是保费也同样高得离谱，我想也没想就把这封信扔进了垃圾箱里。
第二封信比较有趣。是内格尔医生寄来的，地址是哈雷大街。虽然信是打印出来的，但它的笔触坦率而又动人，让我感到很温暖，好像是在跟发信人当面谈话似的。信的开头是一句古老的谚语，说我们做医生的都知道我们开的药里有一半是没有用的——问题是我们不知道哪一半没用!内格尔医生提议我们建立一个汇报机制，以便比较有名望的全科医生(被他选中我感到很自豪)可以秘密地向他们如实报告每一个病历成功和失败的地方。如果大家都可以这样报告，那么医药学就可以从一种倚靠直觉的艺术学科发展成为精确的科学。
既然我现在准备全身心地投入到医学中去，这显然是我应该参加的一个项目。内格尔医生对那些参加的医生有一个最基本的要求。他在信上问我有没有在最近的《柳叶刀》杂志上读到过一篇文章，说有一种对马钱特综合征的诊断测试，可以用一滴血和每个诊所都有的几种普通药物就能在很短的时间里测试出来。如果读过的话，我可能会记得这种测试看上去绝对可靠，可以在病症的早期就检查出来，它还宣称测试很少会给出错误的阳性反应报告：这也就是说，只有百分之一的几率它会把没有得马钱特综合征的人错误地诊断成病患。内格尔医生希望所有参加他项目的医生都来帮忙证实所宣称的效果，就是给他们自己做这个测试，并把结果报告给他。我马上把要用的试剂调好。在第一个病人到来前，我一直在忙于这个测试。后来，我把试管放在一边，给它足够的反应时间以完成测试。
直到中午吃饭之前，我都没有机会再次检查一下。事实上，我去了街角一个地方吃午饭，吃着吃着。才又想起我的那个试验。我拿起试管，把它对着窗口看。有几秒钟，我的脑子就是不愿意接受试管里显而易见的亮蓝色的测试结果，直到我用颤抖的手指翻看着《柳叶刀》杂志，来确证我所知道的结果。那种颜色证明——或者更加精确地说，百分之九十九的机会，相信这是经过实践检验所得出的几率——我得了马钱特综合征，我被这个坏消息击垮了。
我一年之内就会死。最多一年。我的希望和计划，我的内疚和担心：所有的一切很快就都会变得毫无意义。这不是我第一次面对死亡：在阿富汗，死亡曾离我很近，在我自愿跟着歇洛克·福尔摩斯深入虎穴之时也数次出生入死。如今，我意识到之前的勇气是因为我有一半的可能——确切来说超过一半——可以活下去。现在就该死了这份心。
我还是做完了下午的手术，虽然在每个病人离开后五分钟，我已经记不起是哪几个人，或者他们每个人都得了什么病。下午茶时间里，我一动不动地坐在椅子上，看着废纸篓。不知怎么的，我有一种感觉：好像忘记了什么东西，好像有紧急的事情要做。
另外一封信!不是内格尔医生的那封，而是那封提供人寿保险的信，我轻蔑地扔掉的那封。如果我对自己的情况已经无能为力的话，我还是可以帮助莎拉，还有那个她甚至没有告诉我名字的孩子。我捡回了那张皱巴巴的纸，仔细地读着，每个月要付的钱真的很多，但我不需要付很长时间。一年之后，我死了，得到的钱足够为我的儿子支付好学校的学费，也可以让莎拉下半辈子过上不算奢侈却足够舒适的好日子。
当然信里有惯常的声明，说我没有得任何可能会威胁到生命的疾病。我紧张不安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毕竟我不是在为我自己做这件事。毫无疑问，我的爱人和她儿子的生活保障比一家人寿保险公司的利润要重要得多吧?没有人会知道我那么凑巧刚好在同一天对自己做了马钱特综合征的测试：没有目击证人。就这样，为了得到我迄今为止或者一辈子见过的最大笔的钱，我为一个不诚实的行为找到了合理的借口。我走到外面的休息室，找了两个跟我有私交的病人为我作证，并按要求在文件上署上了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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