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死的医生
柯林·布鲁斯
(注：柯林·布鲁斯 (Colin Bruce) 是《爱因斯坦的魔盒和歇洛克·福尔摩斯解决的其他的科学谜团》和《又被骗了，华生!逻辑、数学和可能性的警世故事》的作者，两本书都由Perseus Books出版社出版。)
我们那个时代最惊人的自然现象当然要算一八八二年的大彗星了。虽然现代天文学已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这个现象所激发起的对迷信的敬畏可能跟它所激发的对科学的着迷程度不相上下。九月份，当彗星跟地球最接近的时候，伦敦人——毫无疑问世界上几乎所有其他的地方也是这样——的谈话话题不外乎此。经常读我小说的读者可能在想，为什么我的书里从来没有提到过这件事。我现在可以透露的是，歇洛克·福尔摩斯的确是有一件案子跟那个奇特的时期有关。我直到现在才把它写出来，是因为它跟另一个故事互相交错在一起，揭露了我的丑事。但现在，我感觉必须把这个故事讲出来，完整地讲出来，就算只是为了针对几种愚蠢的事情给后人一个警告。
我那时睡眠很不好，很早就下楼吃早餐。然而，我倒不是盼着吃饭，因为我决定借这个机会告诉歇洛克·福尔摩斯，我不能再当他的同伴和助手了。我必须全身心地投入到医学工作中去，投入尽可能多的时间。不让其他东西使我分心;另外，我必须换一个薪水最好的工作。
所以当我发现我的同伴已经吃完了早餐。正在穿外衣、戴手套，我有点如释重负的感觉，同样也狠很惊讶。我从他身边的手提箱可以推断他要出远门了。
“早上好，福尔摩斯。我还以为你目前要留在城里，处理针线街的案子?”
他摇摇头。“不，华生，那个案子已经办得差不多了，可以交给莱斯特雷德警官了，我有理由相信它不会再节外生枝了。我现在要去南部的海边，我也不知道要去多久。可能今晚就会回来，但也很可能要去好几天。”说完他就走了。
我发现我又一次独自被良心所折磨。我现在必须要告诉你事情的起因。你可能还记得，在我腿部中弹受伤离开阿富汗战场后，我被送到了白沙瓦的一家医院里。那场冲突经常被称为“太竞赛”(注：大竞赛(The Great Game) 指的是十九世纪沙皇俄国和英帝国之间为争夺亚洲腹地控权的殊死较量)的一部分：俄罗斯帝国慢慢地但不停地向北扩张，不列颠帝国则向南扩张，以控制亚洲大陆的重心。但凭我的亲身经历，我可以向你保证，那不是一场竞赛：我回来时，身心着实都受了伤，这或许可以部分解释接下来的事情，当然这不能免去我该负的责任。
由于战场上下来的伤兵太多，白沙瓦的护士出现了严重的短缺，所以就让当地英国家庭里的女性义工来补充人手。有一个人——我就叫她莎拉吧，虽然我不知道她的真名——是医院外科医生的女儿。那个时候，我在康复病房，等着被送回英国。虽然我的意志很消沉，但并不需要特别的照顾，专职的护士也都情有可原地忽略了我，去照顾那些更需要紧急救助的伤员。但莎拉没有忽略任何人，她总是在上班前和下班后抽些时间来跟我们聊天，我的精神总是在等待着跟她聊天的时候变得好起来，尽管我们的聊天总是很简短。当我被转移到医院草坪上的小房间里的时候，她很自然地自告奋勇每天来看我，并帮我打扫房间。我们对彼此的感情都与日俱增。但我当然不能对她说出我的愿望，我怎么能让这么一个好姑娘跟一个没有谋生手段，只靠微薄的军队津贴生活的瘸子结婚呢?因为在那个时候，最乐观地来看，我以后都会要拄着拐杖，最差的情形就是将来终日坐在轮椅上。最终，我确信我意外的完全康复全都归功于她的悉心照料。
后来突然传来消息说，在“奥朗特”号船上有个卧铺的空位，船第二天就启航回英国。我们在一起的最后一个晚上，彼此间的脉脉温情超越了内必的惶惑不安。我对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要负完全的责任。后来，我再也没有见过她。虽然我从伦敦越来越频繁地写信给她，但我从来没有收到过回信——直到一个星期以前。
我收到了一封从伊斯特本寄出的信，没有贴邮票，所以邮递员问我是不是要交付邮费、收下这封信。我很庆幸自己决定收下它，尽管他不让我先看一眼信封。(显然，这是因为有些人试图通过在信封上地址的不同的誊写位置来免费传递信息：比如说，有些军人通过这种方法给家人报平安，真有创意!)
我离题了，这封信是莎拉写来的，但语气哀怨，不像是我曾经爱过的那个甜美的女孩——这也难怪。她为我们的愚蠢行为付出了代价：她怀孕了。她给我写过几次信，但因为没有写确切的地址，所以没有收到回信，而她自尊心又太强，即使后来发生了可怕的事情，也没有再给我写信。她的家里人采用了最严苛的做法，给她买了一张三等舱的船票，把她送回家，给了她一点点钱，告诉她他们以后不想再看到她或者听到她的消息。
她作为一个“寡妇”，挣扎着养大了一个男孩，在一个没有人认识她的镇上当女裁缝，但生活过得极其困难。她的房东就要赶她走了。如果我对她没有感情，难道对我的儿子也没有吗?她最后终于在医生登记簿上找到了我的地址，她也没有什么自尊了，只是求我帮帮她。也只是在经济上帮助她，也就是说，她无论如何都不愿意再见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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