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单纯因为二战前的日本，尚处于近代化初期的独裁主义状态下，所以，本格侦探小说无法得到长足发展，海格拉夫的这一论述，究竟能否准确概括“第一波髙潮”的局限性呢?至少在日本，到了1935年前后，已经有许多读者，成为翻译侦探小说的拥趸，日本本土作家，也展开了积极的创作活动。因此，“第一波高潮”的真正局限性，应该如江户川乱步所说的，在于本格侦探小说的“本格性”，亦即作品“理论性”的不足。
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冲击，英、美两国的本格侦探小说，迎来了全盛时期。可是，日本并没有正面参与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一波高潮”的作家们，也都不曾目睹过掩埋战壕的尸山。如果说一战造成的文明史冲击，让英、美的侦探小说，在战时便兴盛起来，那么，日本的“第一波髙潮”对这种冲击，就是毫无感应的。因此，我们恐怕应该从这一点出发，去寻找以“本格性”、“理论性”为中心的，“第一波髙潮”之不彻底性的根源。
随着侵华战争转化为日美间的战争，1945年，日本终于向联合国无条件投降。在美占领军的指挥下，日本采用了强调国民主权，和放弃战争的新宪法，天皇的地位转变为国家的象征。同时，司法制度也实现了现代化。如此一来，继1867年的改革之后，1945年的改革，终于让日本成为自由、民主的国家。但必须指出的是，人们为此做出的牺牲却是巨大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牺牲了三百万国民，以东京为首的各主要都市，都在美军的战机下，变成一堆瓦砾。一战中毫发无伤的日本人，在二战中却不得不直面这一惨状。而横沟正史则在战后第二年，便发表了杰作《本阵杀人事件》，紧接着，又接连完成了《蝴蝶杀人事件》《狱门岛》这两部作品。三部作品的质量，丝毫不逊于英、美在战争期间，出版的本格侦探小说杰作，甚至可以说，是超越了那些杰作的优秀作品。并且，被评价为横沟正史之最髙杰作的《狱门岛》，还采用了东南亚战场的复员士兵，作为故事的主角。以此为契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日本本格侦探小说的“第二波高潮”便勃然兴起。
直到战后复兴逐渐达到髙潮，战败的记忆也被悄然淡忘的20世纪60年代为止，“第二波高潮”都一直持续着。该时期发表的本格侦探小说，数不胜数，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坂口安吾的《不连续杀人事件》、髙木彬光的《刺青杀人事件》以及与之相媲美的鲇川哲也的《黑色皮箱》。
跟《不连续杀人事件》及《刺青杀人事件》一样，《黑色皮箱》也将故事的舞台，安放在了二战之后、化作一片废墟的日本本土上。不过，《黑色皮箱》却把年代设定在了战争结束四年后的1949年，从这个设定也可以看出，作品中所描绘的日本社会，刚刚从战败后的混乱状态中挣脱出来。
大火肆虐后的废墟上，逐渐建起了简易小木屋，战时混乱不堪的列车运行时间，也开始恢复正常。即便如此，血腥的战争记忆，也还是深深地镌刻在了《黑色皮箱》出场人物的灵魂深处。且不说充当侦探这一角色的鬼贯警部，其昔日的恋人，近松千鹤夫的妻子——由美子，也同样未能挣脱战争的梦魇。作者还在书中暗示，最后选择了近松千鹤夫、而非鬼贯警部的由美子，曾在中国东北，遭到苏联士兵的强暴.不仅如此，近松还为了自保，刻意无视妻子的惨痛经历。因为这一番战时经历，近松夫妻的关系降到了冰点，由美子在听闻丈夫自杀的消息后，甚至不为所动。
在1956年出版的《黑色皮箱》之前，鲇川还有一部同样是以鬼贯警部为侦探角色的处女长篇，即1950年刊登在杂志《别册宝石》上的《佩特罗夫事件》(出版年份是1960年》。《佩特罗夫事件》讲述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鬼贯警部在大连担任警官时调查的一个事件。从客观上来讲，鬼贯警官作为侵略中国东北的日本殖民主义者的一员①，在此度过了自己的大半生，直至日本战败归国。
①本篇解说是笠井洁在《黑色皮箱》中文版面市之际，受新星出版社的邀请，特意面向中国读者撰写的，因此文中不免有讨好中国读者之意，其实鲇川哲也对鬼贯警部在中国搞侵略是持肯定、赞扬态度的。
鬼贯警部的这些经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者鲇川哲也的人生。鲇川哲也1919年生于东京，小学时跟随担任“南满洲铁路”测量师的父亲移居大连。期间虽然因为学业，一度返回过日本，但直到1944年，全家回国之前，鲇川几乎都是在大连生活的。
可是，虽说在当时的日本殖民地大连长大，鲇川哲也却并没有成长为肯定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青年。从政府禁止发行侦探小说这一举措，也可以得知，当时几乎所有热衷于侦探小说的青年，都是厌恶军国主义、崇尚自由民主的。其中甚至还有诸如《死灵》作者埴谷雄高那般，被以共产主义者之名，投入监狱的侦探小说爱好者。
鲇川哲也的这一思想立场，在最初的被害者——马场番太郎的人物设定中，也可略略窥见一、二。作品中的登场人物蚁川爱吉，是这样评价马场的：“在我们那个崇尚自由的校园里，他根本就是一只格格不入的毒蝎子。他是极权主义的盲目信奉者，也是视自由主义为仇敌的军国主义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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