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身后传来刺耳的绞动声。我连忙转身，在昏暗中眯起眼睛，等双眼适应之后，我看到了一只绞盘。我能听到头顶的脚步声，还有在上方甲板忙碌的人们的呼喊声。绞盘吱嘎作响，再次转动起来。
“拉啊!”上方有人喊道，“用力拉!”这声音让我瞪大眼睛，仿佛回到了单纯而好奇的童年时代。
我扫视周围。我的两边都是圆形的火炮。炮管在黑暗中反射着黯淡的光。在甲板的另一边，我看到有架绳梯悬垂在四方形的阳光之中。我朝那边爬去，爬到了后甲板所在的位置。
我很快发现了其他水手练出平衡感的方法。他们不仅打扮与陆地上的人不同——短夹克，方格衬衫，帆布长裤——走路的方式也很不一样。他们的整个身体似乎都在随着船的颠簸而移动，而且完全出自本能。在船上的最初几天，我就这样被船底起伏的海浪在立柱间抛来抛去，一次又一次摔倒在甲板上，也渐渐习惯了其他人的嘲笑。但没过多久，就在我开始习惯下层甲板的气味、船身从不间断的嘎吱声以及只靠几块木板在汪洋大海上飘荡的感受的时候，我也学会了随着海浪和帝王号的颠簸而行动的方法。很快我就像其他人那样，可以在船上自由行走了。
其他水手的皮肤都晒成了深棕色。他们的脸上满是皱纹，饱经风霜，有些老水手的皮肤就像融化的蜡烛。年长的水手大都寡言少语，头巾几乎盖住的眼睛里透出警惕。
大多数水手都在脖子上松垮垮地系着围巾或是手帕，身上有刺青，还留着胡须，戴着金耳环。有些水手外表苍老，但大多只比我年长十岁左右。我很快发现，他们的家乡天南地北：伦敦、苏格兰、威尔士、西南诸郡。船员中有不少黑人，大约占了总人数的三分之一，其中有些是逃亡的黑奴，他们在海上找到了自由，得到了船长和其他船员的平等对待——或者说，得到了和其他社会渣滓同等的对待。还有些人来自美洲殖民地，来自波士顿、查尔斯顿、纽波特、纽约和塞勒姆。大多数人似乎永远带着武器：弯刀、匕首、燧发手枪。而且似乎从来都不止一把——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为了防备火药受潮无法开火的情况。
他们喜欢喝朗姆酒，谈起女人时的用语和方式粗俗到令人难以置信，而且最喜欢的事就是大声争吵。但船长的规定却能将他们维系在一起。
船长是个苏格兰人，名叫亚历山大·多尔齐尔。他是个大个子，不苟言笑。他重视船上的规定，最喜欢做的也莫过于提醒我们规定的内容。当我们聚集在后甲板、主甲板和前甲板上的时候，他会站到艉楼上，手按栏杆，然后警告我们说，所有在值勤时打瞌睡的人都要被处以涂焦油裹羽毛之刑(译注：一种主要目的在于羞辱的刑罚，将受罚者的身上涂以焦油，随后粘上羽毛并示众)。男男苟合者将处以阉割之刑。下层甲板禁烟。禁止向压舱物撒尿。(没错，就像我之前说过的那样，我自己当上船长以后也照搬了这条规定。)
我毕竟缺乏经验，而且刚上船不久。在那个时候，我根本没想过自己可能会违反规定。
我很快适应了海上生活的节奏。我练出了平衡感，学会了根据风向待在船的哪一边，以及吃饭时把手肘放在桌上，免得餐盘滑落。他们安排给我的都是瞭望或是守夜的工作。我学会了在浅水区域测探水深，也懂得了航海术方面的基础。这些都是我从其他水手那儿听来的。他们除了夸耀自己和西班牙人作战时的英勇之外，最喜欢的就是讲述关于航海的宝贵经验，像是：“夜晚红云起，水手心欢喜。晨间红光现，水手须警戒。”
天气。还有风向。我们受制于它们。当这两者不理想的时候，平时的欢快就会被阴郁的气氛所取代，在狂风巨浪之中，那些日常的工作突然变得攸关存亡，我们只能在操纵船帆、修补船壳和排出积水的间隙草草进食。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所有人都会全神贯注，没日没夜地默默拼命忙碌。
那些日子让人精疲力竭，身心交瘁。我始终保持着清醒，他们总是让我攀上横桅，或者去下层甲板操纵水泵，偶尔有机会休憩的时候，我就会靠着下层甲板的舱壁，蜷缩身子小睡。
等到天气好转，生活就会恢复正常。我会观察那些年长的水手，看着他们喝酒、赌博、聊女人，也渐渐意识到，我在布里斯托尔的事迹相比之下是多么乏味。我想起了那些在西南诸郡酒馆里遇见的人们，想到他们自以为是久经考验的酒徒和斗士，如果他们看到这些水手，肯定会自愧不如。在船上，人们会毫无理由地大打出手。他们会立刻拔出刀子，不见血不罢休。我在海上度过的头一个月里，听到的骨骼碎裂声比有生以来的这十七年还要多。而且别忘记，我可是在斯旺西和布里斯托尔长大的。
只不过，这些争斗开始和结束同样迅速。他们前一秒还拿刀抵着别人喉咙，下一秒就会拍拍肩膀表示友好，虽然动作就像出拳时那样用力，却能收获预想中的效果。船长规定，如果有人争吵不休，他们就必须去岸上，以剑或手枪进行决斗。当然了，没人希望走到那一步。吵架是一回事，可能死掉就完全不同了。所以争吵往往来得快去得也快。怒火燃起，旋即熄灭。
正因如此，船上很少能看到真正相互仇视的情况。所以我能碰上这种事算是撞了大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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