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再次站起来走了几步，然后在屋里一直走着。过了一会儿我从水龙头喝了点水，没像刚才那样吐出来，于是又喝了几口。
就这样过了半小时或者更久，我做好准备要跟人讲话了。
壁橱的门锁着，而这把椅子对我来说又太重了，所以我拆了床，将床垫推到一边。床垫下面有网状弹簧，它的顶部和底部由巨大的螺旋弹簧支撑着，这些螺旋弹簧有20多厘米长，费了好大劲才把其中一个拆下来还花了我半个小时。
我休息了一会会，又喝了几口冷水，然后走到门装着铰链的那一侧，扯着嗓门喊道：“着火了!着火了!着火了!”
我等待着，很快外面走廊传来了脚步声。钥匙插进了门锁，咔嗒一声，穿白色短外套的小矮人愤怒地进来，疑惑地看着床。
我用螺旋弹簧拴住他的下巴，等他倒下时又攻击他后脑，我扼住他的喉咙，他拼命挣扎，我又用膝盖压住他的脸，我的膝盖硌得生疼。
他没说他的脸是什么滋味。我从他的右边臀部的口袋里拿出根警棍，将钥匙反过来拧了下，将门反锁。钥匙环上还有其他钥匙。其中一把钥匙打开了我的衣橱，里面放着我的衣服。
我的手指有点僵，我只好慢慢将衣服穿上，然后打了个大大的哈欠。那人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我把他锁在里面，走出了房间。
走廊一片沉寂，拼花地板一直通往楼下，地板的中间铺着一条狭长的地毯，平整的白橡木楼梯扶手曲曲折折通向门厅。沉重的老式大门紧闭着，门后悄无声息。我踮着脚走在地毯上。
前厅的门是开着，但是通向前厅的路上还有扇彩色玻璃大门。我走到那扇彩色玻璃大门时电话响了。一个男人接起了电话。灯光透过半开的房门照进这昏暗的大厅。
我转身回去，从开着的门缝瞥了一眼，看见一个男人坐在桌旁打着电话。我等他挂了电话，走了进去。
他郁郁寡欢，一张长脸苍白无色，颧骨凸出，头顶高高的，一头稀疏褐色卷发紧贴头皮。他突然盯着我看，急忙伸手去按桌上的一个按钮。
我咧嘴一笑，吼道：“慢着，狱长，我现在可什么都做得出来。”我晃了晃警棍。
他笑了下，笑容像冰冻鱼一样僵硬，那修长苍白的双手像只病蔫蔫的蝴蝶从桌面上滑下。一只手又开始挪向桌子侧面的抽屉。
他开始瞎叨叨：“先生，你病得很严重。真的。我不建议——”
我用警棍轻轻敲了敲他那只做小动作的手，他那只手便像鼻涕虫碰到炎热的石头一般缩了回去。我说：“狱长，我没有生病，只是注射了太多麻醉剂，差点神志不清。放我出去，再给我拿一些纯威士忌。”
他的手指乱比画着。“我是松德斯特兰德医生，”他说，“这是一所私人医院，不是监狱。”
“拿威士忌来，”我沙哑地说道，“我休息够了。私人医院，哼，有意思。好一出骗人的鬼把戏。威士忌呢?!”
“在药柜。”他乏力地小声说道。
“把手放在头后面。”
“这么做恐怕你会后悔的。”他把手在放在头后。
我走到桌子另一边，打开他刚想拉开的抽屉，拿出一把自动手枪。我把警棍收起，绕过桌子走到墙上的药柜，里面有一瓶品脱装波本威士忌，还有三个杯子。我拿了两个杯子，倒了两杯酒。“狱长，你先。”
“我……我不喝酒，我滴酒不沾。”他咕哝着说，手还在头后面。
我又拿出警棍，他立马放下一只手，拿起一杯酒一饮而尽。
我看着他，他好像也没什么不良反应。我闻了闻我那杯威士忌，然后一口喝下。这威士忌的确好使，我又喝了一杯，然后把整瓶酒塞进我的大衣口袋。
“好吧，”我说，“谁把我关在这里?快说。我还有急事。”
“当然是警……警察。”
“什么警察?”
他在椅子上坐着，肩膀缩成一团，看上去不舒服。“一个叫加尔布雷斯作为申述证人签的字。我向你保证，我们完全遵循法律要求。他是一个警官。”
我说：“什么时候警察可以作为申述证人为精神病例签字?”
他没有回答“谁最先给我注射的麻醉药?”
“我不知道。应该有很长一段时间了。”
我意识到自己所处的困境。我在这待了都整整两天了，我说，“他们本应该一枪崩了我才对。拖得越久佣金越少。狱长，再见。”
“如果你离开这里，”他虚弱地说，“你马上会被捕。”
“不出去也会。”我轻声说。
我出去时他仍把手放在头后面。
前门有把锁，锁旁有一条锁链和一个螺栓。没有人试图阻止我打开那扇门。我穿过一条宽敞的老式玄关，沿一条宽敞的路向下走去。路旁种着鲜花，黑黑的树上站着一只吟唱的知更鸟。街上有一道白色的尖桩栅栏。这所房子在拐角处，一边是德斯坎索街，另一边是29街。
我向东走了四个街区到了公交线，然后在那等公交车。没有警报，也没有警察巡逻车找我。于是我坐公交车去了市中心的桑拿馆，洗了桑拿，用大水冲了澡，做了全身按摩，刮了胡子，喝完了剩下的威士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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