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麻子的来历弄清楚了没有?”梁守正问道。
“公安局给湖南省石门去信调查过。据回信说：‘查无此人。’我又叫韩礼忠带着杨麻子的照片亲自到当地去调查去了。”赵科长说完就站起来：“天不早了，我要走啦。”
“外面还下着雨呢，一等一会再走吧!”梁守正和李安平都想挽留赵科长。
赵科长笑着说：“借我一把伞吧，趁着下雨的机会更好出村，别人不会看见。”
梁守正给赵科长拿来一把雨伞。然后笑着说：“要不要和李同志见一面?”
“不啦，很不方便，也没有什么要紧事。”赵科长说着从衣袋里掏出一封信，交给梁守正说：“找个机会交给邱大娘或者小娥，叫她把这封信交给李萍。”赵科长说完就打着雨伞走了。
赵科长走了以后，梁守正叫李安平坐下，然后态度平和地说：“老李，赵科长对你指派李文彬到山里去这件事，看样子是有些意见。”
“意见?有什么意见?难道我为了搞副业生产，为了增加社里的收入还不对?”李安平这些日子心里就有些意见，一听梁守正这一讲，他的火不打一处来地说：“你是支书，你天天搞案子，不专心搞生产，将来生产搞不好，社搞垮了。我看谁负责?”
“谁负责?我负责!我们大家负责!”梁守正被李安平顶撞了几句，心里也有些火，态度变得很严肃，但是马上就平静下来，因为他知道，李安平是不吃硬的，再说自己又是个书记，同志之间有了矛盾也应该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解决。于是他尽力控制自己的感情，但是声音仍然有些激动地说：“老李!……你关心生产，关心社，这我知道，可是现在有反革命分子在破坏我们的生产，破坏我们的建设，要是不消灭他们，生产能搞好吗?”
李安平看梁守正的态度缓和下来，气也就消了一些，他知道，和梁守正是没办法吵的，因为梁守正在同志面前象因棉花一样，打他，他也不会硬起来的。于是李安平也就没有再吵下去。只是低着头在那里“吧哒，吧哒”的抽烟。梁守正看李安平不吱声了，这才态度和蔼地说：“老李，县委一再指示我们要提高警惕，我们这里又发生了问题，可不能再麻痹啦!”他讲到这里想了一下又说，“当然，这些日子我对生产抓得是少一些，你对我的批评也对，可是不把反革命分子消灭了，那我们的生产也会遭到破坏。我看这样吧：你多管些生产，我多搞些破案工作，这不是又搞好了生产，又搞好了对敌斗争工作吗。你看怎么样?”
“好吧!”李安平站起来，向梁守正说，“很晚啦，我要同去睡觉啦。”说完就走了。
赵科长从梁守正家里出来以后，打着伞，冒着雨快要走出村子的时候，正碰见李文彬。李文彬看见一个老头向区政府那条路走去，心里就发生了怀疑，什么人天这么黑了还上区里去呢?李文彬自从害死宋大武以后，心里老是不踏实，这几天真象他刚从香港回到大陆那个时候一样，碰到什么人都好象是在监视他似的，心里老是感到恐惧。但是有时他又会自己安慰自己的想：这都是在特务训练班受训时给自己留下了这种神经过敏症……虽然这样想，但是这个狡猾的家伙，对所遇到的一切问题还是要调查证实，直至自己的怀疑得到解决为止。因此，他笑嘻嘻地问赵科长：“老大爷，这么晚到哪里去啊?”
“啊?我是山南乡的，看姑娘去，白天生产太忙，赶个夜路。”赵科长装作老头的声音一边回答着，一边不慌不忙地走了过去。
李文彬看雨下得很大，听“老头”讲的也合乎情理，再没有间什么，就回家去了。
奇怪的山火
第二天夜晚十点多钟的时候，总支书记梁守正坐在屋子里和女儿桂芳在谈话。
“桂芳!”梁守正态度严肃地对着女儿说，“这几天你好象有什么心事?”
“没啥。”桂芳板着面孔说。
“没啥，为什么有些不痛快呢?”
“……”桂芳把头低下，用手摸着辫子。
“桂芳，你不是小孩子啦，眼看是二十几岁的大姑娘啦，又是共青团员。有啥事都应该对爸爸讲，再说爸爸可是党总支书记呀!”
桂芳知道爸爸看出自己这几天的情绪有些不正常，她想对爸爸谈谈自己的心事，可是又觉得事情有点难谈，怎么好意思在爸爸面前说自己怀疑情人和别的女人有关系呢?
“怎么样，怎么样，你这个死老头子又想干涉我女儿的亲事吧?”桂芳妈从里屋走出来听见梁守正的谈话，马上质问道。
“没有你的事，睡你的觉去吧!”梁守正有些不耐烦地说。
“没有我的事?我就这么一个女儿，她的终身大事我可不能不管。”
“妈妈!你看你，嚷吵什么?!”桂芳劝着妈妈说。
“爸爸和我谈正经事。”
“啊!你们父女两个人都不叫我讲话，我可真是‘狗咬耗子多管闲事’啦!”桂芳妈一甩袖子走到里屋睡觉去了。
“桂芳，你说话呀!一个共青团员在党的面前应该忠诚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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