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为你忘了我呢。”他说。
“这学期很忙，”我回答道，拿出我的小型数字录音机，“你不介意用这个吧?这比做笔记方便。”
“这是你的节目。我只是在消磨时间。”他为自己的幽默咯咯发笑。
我打开录音机，请卡尔接着上次的内容继续讲。卡尔讲述他的故事时，我发现自己将它们分解成零碎信息，四下散布开来如同桌上拼图玩具的碎片。接着我尝试重新组合这些碎片，以期解释一个恶魔的诞生和生活。在他的童年和青春期的什么东西播下了日后成为谋杀犯卡尔的种子?应该有一个秘密。卡尔·艾弗森出了点什么事，从而让他与其他人不同。我们第一次见面的那天他给予了我有关坦诚的训诫，现在他在讲述他受到呵护的养育，他一直在掩饰将他的世界转向一个别人没法理解的轴线的黑暗切面。我想要骂脏话。但在他把他的世界涂成蛋壳白时，我倾听、点头，鼓励他继续。
在我们谈话的第二个钟头里，他说，“就在那时美国政府让我去越南。”终于，我想到，来了件可以解释他成为恶魔的事件。由于一直在说话，卡尔变得虚弱，他把双手搁在大腿上，身体靠在轮椅上，闭上双眼。我看着血液流经他的颈动脉时，他脖子上的那条伤疤一起一伏。
“那条伤疤是你在越南时留下的?”我问道。
他摸了摸脖子，“不是，我在监狱里弄的。一个心理变态的雅利安兄弟想要砍掉我的头。”
“雅利安兄弟?他们不是白人吗?”
“是的。”他说。
“我还以为监狱里相同种族的人会互相支持。”
“当你猥亵孩子就不是这样了——而我刚好是。每个帮派都有权力处理自己种族的性侵犯者。”
“权力?”
“性侵犯者是监狱败类中的劣等人。如果你有气，把气撒在他们身上;如果你需要得到眼泪文身来表明你是一个厉害的人，为什么不杀了他们;如果你需要一个男同志……呃，你了解情况。”
我深感局促不安，但还是保持镇静，以免他察觉到我的反感。
“我进入斯蒂尔沃特大约三个月后，有一天我去吃饭。那是一天中最危险的时刻。他们一次派两百个家伙去食堂大厅。混乱中，有人拔出刀来。对于谁对谁做了什么，没有记录。”
“没有一个地方你能摆脱普通人群?哦……叫作……保护性监禁或者类似的东西?”
“隔离，”他说，“对，我本来可以请求隔离，但我没有。”
“为什么?”
“在我人生中的那个时刻，是否活着对我来说无所谓。”
“那么那条伤疤是怎么搞的?”
“有一个叫斯莱特里的大块头，他试图让我……呃，这么说吧，他十分孤独，想要寻求同伴。他说如果我不顺他的意，他会割断我的喉咙。我告诉他尽可以帮我这个忙。”
“于是他割了你的喉咙?”
“不，事情不是那么运作的。他是个老板，不是手下。他让一个小阿飞来做这件事，一个希望出名的孩子。我甚至没有看到它发生。我感觉一股热流从我肩头流下来。我把手放在喉咙上，感觉到血从我脖子往外喷。差点死了。他们把我草草包扎后，强迫我进入隔离监禁室。三十年中剩下的大部分时间我在那里度过，四周吵吵嚷嚷，一天中几乎每个小时都在混凝土墙内。那可以让一个人发疯。”
“你是在监狱碰到你兄弟的吗?”我问道。
“我兄弟?”
“维吉尔——是叫这个名字吧?”
“啊，维吉尔。”他深吸了一口气，似乎要叹气，一阵疼痛袭来，震动得他不得不在轮椅里坐直。他抓住轮椅的扶手，手指顿时没了血色。“我想……”他说着，吐出急促的呼吸，似乎他在生孩子，等着那阵疼痛过去。“那个故事……要改天……再讲了。”他招手让一个护士过来，请她拿他的药来，“恐怕……我马上……要睡了。”
我感谢他跟我交谈，拿起我的背包和录音机，往门口走。在前台我停了下来，从口袋里摸出钱包，找到了维吉尔·格雷给我的那张名片。我得听听这世上唯一相信卡尔无辜的人怎么说，这是唯一否认卡尔·艾弗森罪有应得的声音。我拿出名片时，珍妮特靠着接待桌，轻声说：“他今天没有吃止疼药。他希望你来时他头脑是清醒的。他明天或许整天都会神志不清。”
我没有回应珍妮特。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二
距我接到那位公共律师办公室的电话告知我卡尔剩下的材料准备好，已经几个星期了。可我还没有去取，我对此感到抱歉。要不是维吉尔·格雷建议我们在市中心碰面，那个箱子很可能会一直放在那位公共律师的办公室里。就算不读那堆和我膝盖一般高的文件，我的作业就够花时间了。但我给维吉尔打电话时，他建议我们在明尼阿波利斯市政府大楼外的一个小院子见面。我在那里找到了他，他坐在院子边的一条花岗岩长椅上，他的手杖靠在他的那条好腿上。他看着我穿过长长的广场，没有向我挥手或者以其他方式对我打招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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