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说话时，脸上渐渐失去活力，他的话语散落，从他的唇边磨损出来。他又喝了一口水，呼吸不再颤抖才说：“我以为去监狱后，我或许能压制我的那些鬼魂——埋葬掉那部分的我，埋葬掉我在越南做过的那些事情。但是到头来，没有足够深的洞。”他抬头看着我，“不管你多么努力，有些事情你总是没法回避。”
他的眼神告诉我他能看到我的愧疚枷锁。沉默环绕在我周围，我在椅子上不安地动来动去。卡尔闭上双眼，抓住他的肚子，疼得龇牙咧嘴。“老天，这讨厌的癌症让人狗娘养地疼。”
“要我叫人吗?”我问。
“不，”他说，咬牙切齿地说，“过去了。”
卡尔把双手扭成一团，一动不动地躺着，直到他的呼吸恢复到平静、微弱但有规律的节奏。“你想知道真正的逆转吗?”他说。
“当然。”我说。
“花了那么多时间想死，尝试去死，而监狱让我想活下去。”
“你喜欢监狱?”我说。
“当然不，”他在疼痛中笑出声来，“没人喜欢监狱。但我开始读书、思考，试图理解我自己和我的人生。然后一天，我躺在铺位上，琢磨帕斯卡赌注。”
“帕斯卡赌注?”
“这个叫布莱兹·帕斯卡的哲学家说如果你可以选择信上帝或不信上帝，最好信。因为如果你信上帝而你错了——呃，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你死后进入宇宙的虚空。但是如果你不信上帝而你错了，那么你将永远待在地狱，至少依据某些家伙来说是这样。”
“算不上信教的理由。”我说。
“根本算不上，”他说，“我周围有成百上千人等待着他们生命的结束，等待着死后更好的世界。我也一样。我想相信在彼岸有更好的东西。我在监狱里消磨着时间，等待着那个渡口。就在那时我脑子里闪出了帕斯卡赌注，出现了一点小转折。要是我错了呢?要是没有彼岸?要是，在万古的时间长河里，我只有这唯一一次生命，我应该如何度过?明白我的意思吗?如果这就是全部?”
“呃，我猜会有不少牧师死后感到失望。”我说。
卡尔咯咯发笑。“呃，没错，”他说，“但那也意味着这里就是我们的天堂。每天我们身边都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我们将那些不可理解的奇迹视为理所当然。就在那天我决定要活出精彩——而不是简单地活着。如果我死后发现天堂在彼岸，嗯，那很好。但是如果我不像已经置身天堂那样度过我的生命，死后发现只有虚无，呃——我就浪费了我的生命。浪费了历史长河中我唯一的一次生存机会。”
卡尔迷迷糊糊地出神，凝视着外面一根光秃秃的树枝上飞来飞去的山雀。我们注视着那只鸟好几分钟，直到它飞走。卡尔的注意力又转回到我身上。“抱歉，”卡尔说，“一想到过去我就有点偏哲学。”
他再次去抓肚子，发出痛苦的轻微叫声。他紧闭上眼睛，咬紧牙关。痛苦没有过去，反倒愈演愈烈。他以前也经历过一次次阵痛，但我从没见过像这次这么严重。我等了几秒，希望疼痛过去，卡尔的脸扭曲，鼻孔张得大大的想要呼吸。难道会这样结束?他要死了吗?我跑进大厅叫护士。一个护士拿着注射器跑进他的房间，清理了卡尔静脉注射的开口，给他注射了吗啡，他的头滚回枕头上。他只是一个无家可归的人，精力完全衰竭。他看上去几乎没有一点活气。他试图保持清醒，但是没有做到。
他睡着了，我守着他，我思忖着他还剩下多少天——多少小时。我思忖着我还剩下多少时间能去做我要做的事情。
三
回家后，我从钱包里拿出麦克斯·鲁珀特的名片，有包迪·桑登名字的那张，打了一个电话。电话中桑登教授听起来很和蔼，并且挤出第二天四点的时间跟我见面。那个星期二我最后一节课是经济学，直到三点半才出来。要是我早知道那天的课是照本宣科地读教材，我会逃课早点去哈姆林大学。等我从圣保罗的公交车下来时，还有九个街区要走，而只剩下六分钟。前七个街区我一路小跑，最后两个街区我敞开大衣行走，让冬天的冷风吹干我的汗水。准时到达桑登教授办公室门口。
我原以为法院教授会是有着谢顶白发，扎着蝶形领结，穿着驼毛夹克的老人，但是桑登教授身着蓝色牛仔裤、法兰绒衬衫和平底便鞋，蓄着稀少的胡须，一头棕发，只是太阳穴上有点白发，像一个建筑工人那样紧紧地握了握我的手。
我带来了材料文件夹——我给鲁珀特探长看的那个。桑登教授在杂乱的办公桌上理出一块空间，给我拿了一杯咖啡。我立刻就喜欢上了他。想到卡尔已经假释出狱的信息曾扼杀了麦克斯·鲁珀特的热情，我没有将这件事告诉桑登教授。我不希望桑登教授仅仅因为卡尔不在监狱，就不考虑我的论据。我从洛克伍德家的窗户照片开始我的描述。“有意思。”他说。
“还有更有意思的。”我说，从文件夹中拿出那几页日记，把它们摆在他面前，引导他看这一连串的日记，向他说明检察官如何用它们画了幅错误的画，给卡尔·艾弗森定了罪。接着我给他看了破解后的日记，上面清楚地拼出了凶手的名字。读到DJ时，他歪着头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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