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名受害者,一个还有呼吸,一个没有了。劳拉用步话机通知阿巴拉契科拉警局,但没人接。没人值班——也许加利克瑟局长已经在来的路上了?该死该死该死!劳拉拨打了911,将电话夹在肩膀和耳朵之间,同时跪在安德鲁▪笛卡尔身旁,按压他的颈动脉,心里十分恐慌。她和笛卡尔的鲜血之间只隔着一层手套和拿着厨房的毛巾——笛卡尔不大可能有艾滋病,但她无法肯定——他的生命正在流逝。电话滑了出来,掉在了地板上。周遭光线明亮,每一粒灰尘和粉末都清晰可见,每一滴鲜血都触目惊心,每一丝声音都响若惊雷。劳拉知道笛卡尔没有救活的希望了,却不忍停止尝试。
笛卡尔,上帝啊。
奥利弗先是呻吟,然后尖叫,像头待宰的猪。
劳拉看着笛卡尔,知道他完了。他被击中颈动脉,已经死了。
让他走吧。
劳拉转向奥利弗,他身上有更多的伤口,劳拉找到最严重的那个,按住。
不久之后。
更多的声音:无线电噪声。一位医护人员在说话。传感器的声音。绷带的撕裂声。吸氧的声音。杰里▪奥利弗被放到担架搬到几步之外的救护车上,然后被送往几个街区外的威姆斯纪念医院,在那里救伤直升机会把他送往塔拉哈西纪念医院——如果他在抵达威姆斯的时候还没死的话。
杰里▪奥利弗被击中了脸颊、眼睛、左肩和右胸上部,劳拉确信是他打开了暗门。奥利弗正被送往威姆斯纪念医院,如果他幸运地还活着,就会被送往塔哈拉西。曾试图阻止过他的安德鲁▪笛卡尔却无处可去——至少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如此。他会躺在自己的血泊里,从各个角度被拍照。然后被送往停尸房,进行伤口取证,数据会被记录下来,他的器官会被称量,头骨会被锯成两半。
安德鲁·笛卡尔现在是犯罪证据。
进行善后处理的警官——一位副警长——抵达现场后吐了一地,满脸胆怯的神色,其他警官还在来的途中,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死到哪儿去了?
防爆组的技术援助又在哪里?
需要他们来处理那支仍架在暗门下支架上的十二毫米口径霰弹枪。除了枪口之外,墙体的其余部分都掩藏在自制胶合板盒子下边。她很快明白了其中的机关。她的大脑一分为二,一半在理性地思考,一半在感性地震惊。原理很简单:暗门一打开,霰弹枪就开火,加利克瑟局长手下的警察立即被击倒。
劳拉站在破损严重、鲜血四溅的厨房里,双手习惯性的抱着手臂。
她不会碰任何东西。
一名医护人员拖着一辆轮床进来,上面放着一个尸体袋。
“你不能将他带走”,劳拉说。
“你是谁?”
我是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劳拉给他看了警员证,告诉他自己的名字和警衔。“不要移动他。”
“局长说——”
“这是犯罪现场,不能移动他。”
副警长走过来说,“她说的对,现在由我们负责现场了。”
于是医护人员离开了。
房间里只留下劳拉和安德鲁·笛卡尔的尸体。劳拉强迫自己看着他。虽然已经习惯看尸体了,但这次是不同的。她认识他,一小时前他们还开过玩笑。她看到他光明的前程,他已经是个优秀的警察了,他原本可以更加杰出。
不知道谁会通知他妻子。
劳拉觉得报丧人应该是自己,她责无旁贷。假如她没来这儿,这一切都不会发生。他会因咽喉炎待在家里,喝着新婚妻子炖的鸡汤,受到精心照料。
她突然想到:加利克瑟局长在哪儿?事发后她没在现场见过他。他已经去通知笛卡尔的妻子了吗?
她不知道加利克瑟看到手下的警力在瞬间溃败是什么感受。他一贯顺风顺水地生活着——青春期的女儿们,安静的小镇,与人为善的处世哲学。
二十三年来,劳拉从未因愤怒拔出过枪。
如今这个记录被打破了。
劳拉目不转睛地看着安德鲁▪笛卡尔,有种头晕目眩的感觉。好好看着他,直到你的感觉麻木。后退,冷静,做好你的工作。
她以前从未质疑过自己的工作。直到现在她才意识到,在寻找正义的道路上,迈出的一小步有可能会变成惨痛的悲剧。是的,她可以帮着收拾残局,但残局仍然是残局,就像龙卷风过后,面对那些受到伤害的人,总是感到无助。她深受打击,甚至开始怀疑自己工作的价值。
她继续盯着笛卡尔,像在忏悔。她的眼里心里都是笛卡尔。有点迷失了,但她耐心地一遍遍将自己拉回现实:是你干的,你必须负责。
现在,她必须做些正确的事。观察现场,理清头绪,做好你的工作。
从伤口看,劳拉估计霰弹枪射出的是大号铅弹。子弹像剃须刀一样切断了笛卡尔的颈动脉。
泪水已涌到眼角,眼看就要溢出,但她不能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她眨了眨眼睛,如此快速,如此用力,她感到泪水又倒了回去,后脑勺一阵疼痛,同时五内俱焚。
加利克瑟局长在哪儿?副警长是这里唯一的执法人员,但劳拉去找他的时候,他已经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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