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一个如花似玉的女孩儿，一个原本该享受幸福生活的女孩儿，一个原本应该在父母的庇佑下快乐成长的女孩儿，就这样被毁了，毁在了一个十恶不赦的人贩子手里。”
老罗掷地有声地结束了发言，静静地等待着法庭情绪的发酵。
吴英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冷冷地瞪视着老罗;林琼脸色苍白，摇摇欲坠;旁听席上的人不可置信，眼中燃起了熊熊的怒火。
“这位辩护人。”一个极不和谐的声音就在这时候传了出来，吴英的辩护律师站了起来，“这个故事非常精彩，故事中女孩儿的遭遇让人无比痛心，我想这一点在座各位的感受是一样的。但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不能对罪大恶极的人贩子宽大处理，尤其是本案的主犯林琼，更应该受到法律的严惩。我想，这一点，大家应该也没有反对意见。”
“你瞎吗?!”老罗瞪视着猴子律师，竟逼得他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
“鉴定报告你看不到吗?!”老罗愤怒地将鉴定报告的复印件摔在了猴子律师的脸上，“铁链上是林琼的血，大便上是林琼的齿痕，林琼的X光片显示她的四肢曾多处骨折，妇科检查证实她至少生过五个孩子，孩子呢?他妈的让你吃了吗?”
“抗议!抗议!”猴子律师终于反应了过来，高声叫道，“这是对我的侮辱，是对法庭的蔑视!”
“肃静!”审判长敲响了法槌，“法警，请罗律师出去冷静一下。”
老罗威胁地向猴子律师挥了挥拳头，跟着法警走出了法庭。在他的身后，却是旁听席上如潮水一般的掌声。
5
“审判长，既然我的同事已经离开了法庭，那么请允许我继续完成我的辩护职责。”法庭恢复审理后我第一时间站起了身，“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听说过‘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吗?”
2002年的时候，“斯德哥尔摩综合征”这个词在国内还属于冷门，只有极少数专家和关注这方面的人才了解。
见法庭上的人露出了疑惑的神情，我说道：“我请求传唤证人到庭。”
“准许。请证人出庭。”审判长说。
我们找来的这名证人是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穿着一身白色西服，精神矍铄。
“证人，你的身份?”审判长问道。
“第七医院院长。”证人说。
旁听席上顿时传来了一阵喧哗，第七医院并不是一所普通的医院，而是一所精神病医院。
“证人，你是否清楚你的权利与义务?”审判长问道，“你是否清楚你有如实向本法庭作证的义务，如有意作伪证或隐匿罪证，要承担法律责任?”
在得到了证人肯定的答复后，审判长看了看我说：“辩护人，请对证人提问。”
“谢谢审判长。”我走到证人席前问道，“证人，请问你是否听说过‘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是的，那是我的研究方向之一。”证人自豪地说道。
“能否向我们阐述一下，什么是‘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可以。”证人说，“‘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也有人称之为斯德哥尔摩效应，或者斯德哥尔摩症候群，通俗一点的叫法叫‘人质情结’。简单一点来说就是犯罪的被害者对于犯罪者产生情感，甚至反过来帮助犯罪者的一种情结。这个情感造成被害人对加害人产生好感、依赖，甚至协助加害人。
“这种病症最早在1973年由社会科学家提出。1973年8月23日，两名有前科的罪犯扬和克拉克在意图抢劫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市内最大的一家银行失败后，挟持了四位银行职员，在与警方对峙了一百三十个小时后，主动放弃了犯罪行为。
“但是，这件事发展到后来，却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四名被挟持的银行职员对扬和克拉克显露出了怜悯的情感，他们拒绝在法庭上指证这两个人，甚至还为他们筹措法律辩护的资金。他们向公众表示，对扬和克拉克并不痛恨，对这两个人没有伤害他们并照顾他们感到感激，却对警察采取了敌对的态度。
“其中，在四名人质中有一位名叫克里斯提娜的女职员，她对克拉克甚至产生了爱情，并在克拉克服刑期间与他结婚。
“社会科学家对这个案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希望弄清在施暴者和被害者之间的这份感情的产生，究竟是发生在这起斯德哥尔摩银行抢劫案的一宗特例，还是这种情感结合代表了一种普遍的心理反应。而据后来的研究显示，这起被学者称为‘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的事件，是一种令人惊讶的普遍现象，这种症候群的例子见诸各种不同的经验中，从集中营的囚犯、战俘、受虐妇女与乱伦的受害者，都可能发生‘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体验。”
“我问一下。”审判长突然插话道，“你们说的这个‘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是不是可以认定为是严重的心理疾病?可能不承担刑事责任的那种?”
“是的。”证人点了点头，补充道，“至少在国外是这样界定的，在国内，我也不太清楚你们是怎么界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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