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让你给出意见呢?”
“我认为，那时候患者可能并不具备行为能力，至少不完全具备行为能力。”证人想了想说。
“好的，辩护人，请继续。”
“证人，我是否可以认为，在所有犯罪行为中，都有可能发生‘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体验?”我思索了一下，问。
“并不是这样。”证人摇了摇头，“事实上，我们认为‘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产生有四个要素是不可或缺的。首先，患者要切实感受到生命受到威胁，至于是不是一定发生并不重要，但患者相信，施暴的人会随时、毫不犹豫地取走他的性命;其次，这个施暴的人一定会给患者施以小恩小惠，这也是最关键的一个条件，比如在绝望的情况下给患者水喝，促使患者对施暴人产生感恩的心理;再次，除了施暴者给出的信息和思想，任何其他的信息患者都无法得到，换句话说，患者处于一种完全被隔离的状态;最后一点，就是患者感到无路可逃。”
“非常感谢您的解释。”我转向审判长，说，“本案中，我的当事人林琼，曾遭到暴徒们的集体凌辱，在这些暴徒中，其中一人正是本案的另一名被告人吴英。吴英后来将林琼作为自己的专属物品囚禁起来，使她免于遭受轮奸的痛苦。但她被囚禁的时间长达五年，这五年里，她始终被关在地下室，生命时刻受到威胁，饮食无法得到保障，也没有机会与外界接触。从地下室脱困后，林琼并未选择逃跑，而是协助吴英作案。证人，从你专业的角度判断，你认为我的当事人林琼是否有可能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我重新将目光投向了证人。
“反对!”吴英的辩护律师站起来说道，“辩护人提出的是一种假设因果，眼下无法证明我的当事人囚禁了林琼，并对她进行了生命威胁。”
此刻，我终于能够体会到老罗的心情了，在证据已经确凿的情况下，他还能睁着眼睛说瞎话，也是前所未有了。
“那好，我换个提问方式。”我深吸了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就假设在我说的那种情况下，我的当事人林琼是否有可能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鉴别需要专业系统的检查和测试，在现在这种情况下，我无法给出准确的判断。但是我认为，你说的那种可能性并不排除。”证人说。
“谢谢，审判长，我问完了。”
“一号被告人的辩护人，请对证人提问。”审判长说。
“证人，你的结论是否是出于主观的判断?”吴英的辩护人跳出来问道。
“我的结论是出于科学的分析和统计后做出的，并不是你说的主观判断。请不要侮辱我的专业!”证人忍着怒气说道。
“但是对于林琼的判断，我并没有看到你所说的科学的分析。”
“我也没有肯定过林琼就是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只是认为这种可能性并不排除。”
“好的，审判长，我的问题问完了。”吴英的辩护律师走回了辩护席，看着证人离开法庭后说道，“很显然，在这个案子中，林琼是否遭到了我的当事人吴英的囚禁和威胁并不能证实，她是否患有那个什么‘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也就无法得到证实了。因此，我希望法庭依然以之前已经查明的事实进行裁决，对于林琼的证词，法庭应该予以重视。”
“辩护人，你的意见本法庭会充分考虑。公诉人，请发表你方的意见。”审判长说。
“我方对本次庭审没有意见。”公诉人微微一笑，“但是我们请求暂时休庭，我们将启动追加诉讼请求程序，对本案的被告人吴英提出追加诉讼请求，吴英涉嫌故意杀人!”
这一记重槌让吴英的辩护人呆立当场，审判长也根本没有给他反应的时间，直接宣布同意公诉人的请求，暂时休庭，半个月后再开庭审理本案。
“干得漂亮!”
一出法庭，张静就迎了上来，对着老罗就是一拳：“姐姐今天高兴，小骡子你说，想吃什么?姐姐请客!”
“他只吃草!”心情大好的我笑道。
半个月的时间说短不短，说长也不长。案子虽然出现了重大转折，但我和老罗、张静也没闲着。
利用这半个月的时间，我们完成了对林琼的精神鉴定，再次开庭的时候，这份鉴定书已经放在了审判长的案头。
“法庭已查明，被告人林琼曾遭到被告人吴英的囚禁及生命威胁，多名证人提供了证词证言。”审判长说，“同时，应辩护人的申请，在本法庭和公诉人、辩护人的同时监督下，完成了对被告人林琼的司法鉴定，证实林琼患有‘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公诉方已经决定对林琼进行不起诉处理，已经起诉的案件撤诉，本法庭认为公诉方的行为符合规定，准许撤诉。”
“公诉方提出对本案另一名被告人吴英追加诉讼请求，合议庭合议后认为，公诉人的请求符合规定，本法庭予以受理。”
我和老罗在辩护席上面面相觑，没想到公诉人比我们还急迫，我们本来是等着法庭宣判林琼无罪的，可他们竟直接撤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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