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掏出皮夹，从里面拿出一小片金属。维亚内洛曾经花了整整一下午时间教他，尽管他不是个特别好的学生，这次还是不到十秒钟就撬开了克雷斯波的门。他一边跨过门槛，一边说：“克雷斯波先生?你的门开啦。你在里面吗?”小心一些是没有坏处的。
起居室里没有人。厨房里澄光闪亮，干净得过了头。他在卧室里找到了克雷斯波，躺在床上，身穿黄色丝绸睡衣。
一根电话线在他的脖子上打了个结，而他的脸夸张变形，令人望而生畏，成了对他往日美貌的绝妙嘲讽。
布鲁内蒂没有花工夫去环视四周，检查房间。他走到隔壁的公寓门前，敲了一通门，直到一个睡眼惺忪、气急败坏的男人打开门，冲着他大喊大叫。在梅斯特雷警察局的验尸人员抵达之前，布鲁内蒂还抽出时间给玛丽亚·纳迪身在米兰的丈夫打了电话，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事。与门口的男人不同，弗兰科没有大喊大叫。布鲁内蒂不知道这究竟好不好。
回到梅斯特雷警察局，布鲁内蒂把发生的事告诉了刚刚赶到的加洛，然后把检查克雷斯波公寓及其尸体的任务交给他，还解释说他本人今天上午得回到威尼斯去。他没有告诉加洛，自己得回去参加马斯卡里的葬礼，空气中已经索绕着太多死亡的气息了。
尽管他是从一个残忍的死亡之地回到城里去，而且回去是为了出席另一场死亡的结局，但是当警车穿过堤道，沿途的一座座钟楼、一幢幢色彩恬淡的建筑次第映入眼帘时，他还是忍不住怦然心动。美是改变不了什么的，他知道，或许它给人带来的慰藉只不过是一种幻影，然而他还是愿意迎接这种幻影。
葬礼可悲可叹，人们说着空洞的言词，显然是被马斯卡里死时的情形吓坏了，以至于难以掩饰他们的言不由衷。自始至终，遗孀都直挺挺地坐着，没有掉一滴泪，一盖完棺便马上离开了教堂，静悄悄、孤零零的。
不出所料，报纸对于克雷斯波之死闻风而动。第一则报道出现在《晚报》上，这是一张热衷于标题套红、喜欢用现在时态的报纸，弗兰西斯科·克雷斯波被描写成“一位易装癖交际花”。报上登了他的小传，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他曾在一家维琴察的同性恋舞厅里当过舞男，尽管他在那儿任职的时间不到一星期。这篇文章的作者不可避免地把这件事同不到一星期前的莱奥纳尔多·马斯卡里谋杀案联系在一起，暗示这两件案子的被害者情形相似，说明有个人正在对易装癖们实施致命的报复。作者似乎并不认为有必要解释一下，这种行为可能会出于怎样的原因。
那些日报也学会了这一套。《小报》引述了近年来仅波尔代诺一个省里被杀的十几个娼妓，试图把那些案子同这两起易装癖谋杀案联系起来。《宣言报》在第四版上用了整整两栏的篇幅报道这起案件。作者乘机把克雷斯波说成是“又一条依附在意大利资本主义社会腐尸上的寄生虫”。
《邮报》在它那篇盛气凌人的言论中，草草几笔便把话题从一个相对来说无足轻重的男妓的谋杀案转到了一位著名威尼斯银行家的谋杀案上。文章引述了“当地人士”的话，据他说，马斯卡里的“双重生活”在某些圈子里已经广为人知。因此，他的死，就是这种“道德败坏之恶性循环”的必然结果，而正是他本人的恶习，才把自己的生活变成了这种恶性循环。
布鲁内蒂对于这位“人士”的揭露发生了兴趣，便把电话打到了罗马的这家报社里，说要跟文章作者谈谈。跟那个人接上头以后，他一听说布鲁内蒂是位警长，想知道他写文章时跟谁谈过，便宣称自己没有权利透露消息来源，还说在一个新闻记者和那些同他交谈、与他交心的人之间必然存在着互相信任，而这种信任必须是两相默契、不容破坏的。
此外，透露消息来源会违背他的职业的最高准则。布鲁内蒂至少花了整整三分钟才发现这个人是认真的。他居然真的相信自己说的这些话。
“你为这家报纸干了多久?”布鲁内蒂打断了他的话。
记者正在滔滔不绝地演说他的那些准则、目标和理想，冷不防被截断，好不诧异，停了一会儿，才答道：“四个月。怎么?”
“你能否把这个电话转到总机去，要不我就自己再拨一遍?”布鲁内蒂问。
“我可以帮你转。可是为什么?”
“我想跟你的编辑谈谈。”
那人的嗓音变得迟疑起来，接着又变成了猜疑，猜疑这是国家机构要干出表里不一、见不得人的勾当之前的最初征兆。“警长，我想警告你，任何意在压制或刨根问底我在报道中所揭露的事实的企图都将被迅速涌到我的读者那里去。我不知道你是否已经意识到，一个崭新的时代已经在这个国家初露曙光，人民想要知道真相的要求再也不能被……”布鲁内蒂按了一下听筒上的按钮，等一个新的拨号音响起来以后，重新拨通了报社的总机号码。哪怕是警察局也不该付钱听这种胡言乱语，付长途话费就更没必要了。
最后，他终于和这张报纸新闻部的编辑接通了。没想到那人竟然是朱利奥·泰斯特，布鲁内蒂过去跟他打过交道，那时两人都背井离乡到了那不勒斯，在一起受过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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