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如今在哪儿高就?”席有仁问道。
“我在东南大楼里开店。”
“哎呀，那不是和李先生所在的地方一样吗?”
“我在地下室里开餐馆，店名叫‘桃源亭’。”
“是吗?那我有空得去坐坐。我现在每天都会去趟东南大楼。”
“既然如此，能否请您稍后就去坐坐?虽说是餐馆，但规模并不大，只是个大众食堂，做些拉面、馄饨之类的，想必不太合您的口味。”‘
“不会，我还经常在新加坡的路边摊吃饭呢!怎么说呢，我并不习惯大餐厅里的考究饭菜……所幸今天无事，稍后就去吧!”
一直从旁倾听二人对话的五兴公司社长插嘴说道：“既然如此，稍后坐我的车一起去东南大楼吧!这辆巴士应该只到真善寺。”
三人到了东南大楼，陶展文便带领南洋的豪商前往地下室的“桃源亭”。五兴的社长由于还有很多文件必须签署，便与二人作别，回了二楼。
“李先生，我稍后就去您那儿。”分别之际，南洋豪商抬手至肩示意道。
地下室是大楼的羞处。说得文雅些，便是大楼的厨房——若将大楼比作剧场，那么地下室便应称作后台，总之是不能展示给客人看的地方。这里管道裸露，攀附在走廊低矮的天花板上爬行。陶展文路过“猎户座餐馆”时，在救生圈上重重地打了一拳。由于下班时间临近，地下室的各家店铺都在忙着准备。走廊上的人也都一路小跑，步履匆匆，的确充斥着仿若厨房或后台般的忙碌之感。然而，席有仁这位著名的富豪身临其境，却让人感觉不到丝毫违和感，委实奇妙。他就好像是生活在这里的人一般，显得悠闲而沉稳。
走进“桃源亭”店内，席有仁环顾一周后说道：“这次，我要发起‘爱吃桃源亭拉面’的运动。”
“来的人太多，该没地方坐了。”陶展文笑道。
“李源良先生经常来吗?”
“五兴公司的社长啊……像他那样了不起的人向来不会光临这种地方。我店里的顾客几乎都是身份低微之人，李先生还不曾来过。虽然同在一幢大楼，但我对他并不了解。不过他来这边好像还不到半年……他和您是老朋友?”
“是的。”席有仁闭上双眼，“在我面临困境一也就是濒临破产时，是李源良先生帮助了我，他当时是兴祥隆银行的董事长。凭借兴祥隆银行的贷款，我的企业才得以起死回生，真可谓久旱逢甘露。当然，对于嘉兴中学的运动，我也十分感激，不过……”
席有仁的声音庄严而肃穆，仿佛说这些话时必须正襟端坐才行。
“若非李源良先生的援助，瑞和企业早已倒闭，也就不会有我的今天——那已是二十五年前的事了。”说着，他睁开了双眼。
陶展文叫来健次，要了两碗特制拉面——“这是特殊拉面。您该知道，其特殊之处并不在于分量，而在于厨师用心其中，所以会更加好吃。”
兴祥隆银行的名字陶展文亦曾听过。作为民营银行，它是一家具备了相当程度的近代化体制的金融机构，而并非那些仅仅略胜于钱庄的破烂银行。他曾经听闻，这家银行在战争爆发不久后便关门大吉。当时他还隐约想象，银行虽然停止了上海的业务，但想必会在内地继续营业。但至于后来究竟如何，陶展文并不了解经济界的动向，因此并不清楚。
“战争爆发后，兴祥隆银行怎样了?”陶展文问道。
“继续在重庆从事一些琐碎杂务。”席有仁眼中浮现出痛苦之色，“战后，期盼已久的回归上海终于成为现实，但很快就倒闭了……真的是一瞬之间。因为战争刚刚结束，我也力有未逮。战时我抛弃事业，四处逃难，战后只能拼命填补那几年的空白。对于兴祥隆银行的倒闭，我只能茫然旁观。不过，我仍拜托朋友，努力联系李源良先生……可是，他将最后的希望寄托在了美国的金融业者身上，远渡美国后再来回来。事业不顺，依照他的脾气，就算能回来，他也不会回来啊!”
“真是个懦夫啊!”
“不，应该说他责任感太强。每当想起兴祥隆银行倒闭的真相，强烈的悲愤就会令我撕心裂肺一般痛苦。”
说到这里，席有仁突然住口不语。他觉得自己对初次谋面的人讲了过多朋友的事。其实，李源良的故事并非秘密，而且不应耻于被人知晓，反而值得夸耀。
身为银行家，培养民族工业是李源良的理想和目标。战争结束时，席有仁曾在报上读到过一篇颇为斗志昂扬的论文——《如何振兴民族产业》，作者正是李源良。他朝着这一目标全力前进，向众多中小型纺织工厂提供资金援助。然而，民营纺织工业在战后却在原料上步履维艰。在国内，收集起来的棉花全部被国营工厂侵吞，进口棉花亦不例外。战后的贸易被官僚资本垄断，民营纺织工厂只能通过不可靠的黑市获取原料。而与政府机关从农民手中如同掠夺般征收后提供给国营工厂的棉花相比，民营工厂从黑市获取的棉花价格要高出数倍。工业用煤也是以政府燃料委员会制定的统一价格提供给国营工厂，每吨三万元【此处指民国时期的货币。】，民营工厂则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获得燃料，而统管之外的煤炭价格甚至高达每吨三十万元。因此，民族工业终至精疲力竭，颓然倒地。援助他们的李源良难道是傻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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