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言自语道：“搏一把吧……”李源良就在旁边，但我并未同他商量，凡是工作上的事从来都是我一个人拿主意——“好，搏一把!
既然要借，就不能吝啬，只能维持一时的金额是不行的，必须超过席有仁申请的金额——必须要保证能从根本上令瑞和企业重新站起来，以谋图更大的发展。
李源良停止拉小提琴，开口说道：“又要赌了?”他的话中既无嘲讽，也无抗议，“如若失败，人们会说什么呢?希望他们能发明些有趣的新词汇。”——他只关心这些。我将盖有董事长批准印章的文件交给了银行，就是这份文件拯救了席有仁。董事长的印章一直由我保管，而且他的所有信件都是我写的。到了后来，甚至连银行职员也将我的字当作是李源良的笔迹。
席有仁是一个精力旺盛的怪物。得到融资的认同书后，他便立刻返回新加坡，专心致志地开始着手企业重建。一年后，他便将贷款悉数还清。为了还钱，他亲自来到上海，但李源良和我当时正在欧洲旅行，视察业务。准确地说，李源良是去各个美术馆、剧场和音乐会，我则是去视察各地银行。
席有仁得到融资后，每月都要对其事业状况做两次详细的报告，简直殷勤得过度，而且每次都会说些感谢的话。可以说，只要是这个世界上有的所有感谢的表现方法，皆已被他收罗殆尽。我一般每收到三次就写一封回信，内容不过是叫他加油而已。当然，李源良是不会写的，一直是我以他的名义来写。旅行中，我也给席有仁寄过几封信和明信片。当时曾计划顺路去趟新加坡，便就此事联系了席有仁。
不过，后来新加坡之行因故取消了。
旅行回来，战争便爆发了。至于关闭银行在上海的业务转而移至重庆，也是我以李源良的名义做出的决定。战争中，我与席有仁的联系一时中断。后来我听他说，在日军占领新加坡后，他便放弃事业开始四处逃亡。等战争结束，兴祥隆银行又重返上海。同样，席有仁也回到了新加坡，开始收复以前的企业。双方都忙着处理自己的事。
关于战后上海经济界的状况，想必你也知道，简直无以名状。官僚资本掌握了所有生杀予夺之大权，我每每想起就会肝肠寸断。民族产业无法逃离棍棒的扑杀，尽数被灭。兴祥隆银行融资的民族产业全部破产，银行也因而倒闭。我甚至远渡美国，企图寻找救亡之策，却均失败而回。就这样，长年的梦想受到毁灭性的打击，一朝破灭。
我们放弃上海，流落到了香港。我和李源良均无妻子。李源良的妻子在重庆去世，并无孩子;我虽然并非独身主义者，但忙于工作，也未成家。我们都无牵无挂。因此，我们计划在香港重新开始。然而，对外来人而言，香港的风潮并非那样温暖，而且我们也没有任何基础。
我们花光了身上仅有的钱，却连一个像样的事业的衣角都没摸到，仅剩一身皮骨。南国的太阳实在酷烈得无情。应该北返吗?不，此时中原早已战火密布，解放军已如波涛般跨越了长江。
我们从一流公寓迁至二流公寓，这样做自然是为了节约经费。
后来，我们更是搬到了三流公寓，而且是二人同住一间小屋，沦落之感愈发痛彻心扉。就在那时，我偶然间遇到了一位以前在上海结识的日本实业家。那位名叫矢团的日本老人刚好前往东南亚旅行，归途顺路就来了香港。矢田是工业家，拥有一家生产塑料的工厂。在他眼中，旅行所到之处都是他产品的市场。而且，他当时正在考虑产品的直接出口，恰巧就遇见了我们。性急的矢田老人立刻热情地劝说我们——来日本吧，帮我负责工厂的出口部门，我的产品的客户都是南洋的华侨。
“去吧!”李源良说，“我也很想去看看日本，以前旅行时，从没在那里逗留过两天以上。”
我同意了。反正当时进退维谷，如此可谓正中下怀。
在香港穷困的底层生活，让我对李源良有了新的认识。我当时大受打击，心中充满了落魄的感慨，可李源良却并非如此。若论落魄的严重程度，他才是真正从极高的地方狠狠摔下来的一位——顶级的大资本家一下子便沦落到了近乎于无业游民的境地。而我原来只能算是中产阶级，如此境遇本不足以令我一蹶不振。但即便如此，我仍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可是，你猜李源良怎样?他失去了小提琴，却在湾仔买了一把便宜的胡琴，整日开心地弹奏，毫无像我一般山穷水尽的悲壮感。他的舌头本应习惯了美食，但在吃路边摊的荞麦面时，他也会十分满足地吧嗒嘴巴。至于衣着打扮，反倒是我更加在意。
我说服他换了名字。我虽有李东昌这一名字，但当时那般落魄，实在羞于使用。李源良虽然并不执著于此，却也按我说的起了一个假名，用在了身份证上。
我们来到日本，负责矢田公司——也就是朝日产业的出口部门，但一切却与此前并无不同。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工作还是全部由我处理。相较于塑料，李源良对美术展览会和音乐会更感兴趣。他似乎很喜欢东京，称赞那里文化气息浓厚。我也很喜欢日本，因为这里有真正的工业，令我获益颇多——我觉得青年时代的梦想仿佛又重新复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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