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你会认为我是在狡辩，但我还是想说——我从未想过要赚钱来过上奢侈的生活。我的生活一向俭朴，只要你去一趟我家就会明白。在产业界留下足迹才是我唯一的生存价值。不是我夸海口，我的个人生活毫无问题。我一门心思地埋头事业，甚至懒于成家。名声?那也非我所欲。只要想想我一直满足于木偶师这一身份的事实，自然就会明白。
后来，席有仁来了日本。我并未感到慌张，因为我是比李源良更真实的李源良。无论谈到什么，我都能应对得比真正的李源良更好。
在信中，我也时常写下一些身为实业家的哲学观念，而真正的李源良与这些可说是毫无瓜葛。因此，席有仁若与真正的李源良讨论实业哲学，只怕席有仁反会感到疑惑。
席有仁乘船抵达了。由于是初次见面，我们约定在帽子上插上黄色假花作为标记。当我们的手第一次握在一起时，他几乎快要流出泪来。我丝毫没有感到心虚愧疚，因为将这个男人从毁灭边缘拯救回来的人就是我。
我做梦都没想到，在神户竟会有知道我不是李源良这一真相的人存在。可是，我却还是与以前在银行任职的徐铭义相遇了，而且，他还曾带领席有仁游玩上海。我当时吓了一跳，但仔细想想，又觉得无须担心。席有仁很忙，他计划只在神户待两三周的时间。在此期间，我应该会与他形影不离。徐铭义说他在东亚大街附近经营一幢公寓，要在这两三周内避开他，实在是轻而易举之事。
我对徐铭义自然只字未提席有仁。可是，他还是知道席有仁来了神户，告诉他的人便是你。有一天，徐铭义来到我的办公室，说既然席有仁来了，就要我让他们见上一见。他说：“是在这幢大楼的地下室开食堂的陶先生告诉我的。”我不禁大吃一惊，幸好席有仁当时并没来我的办公室。不知为何，徐铭义对与席有仁的会面表现得十分热切，绝不仅止于希望见到老朋友的程度。我若不加以引见，他或许便会自行去找席有仁。我看他两眼放光，可能有非办不可的要事。
无奈之下，我只好答应联系席有仁。事态开始变得出乎我的意料了。
我静下心来思考，想到了三个办法。第一，跪在席有仁面前，坦承我不是李源良。然而，唯独这个办法是万万不行的。真正帮助席有仁的究竟是谁?我怀着明确的信念，继承了李源良这个名字。我觉得，这是我和李源良之间早已签订好的契约——将借出的东西收回，“名字”就算是利息。不过，这种事已经无所谓了。若是此刻向席有仁坦白，那我的梦想怎么办?很遗憾，就目前而言，若无席有仁的援助(当然我有接受的权利)，我的梦想终究只能是梦想。对我而言，这无异于夺走我的生命。
第二个办法便是向徐铭义毫不隐瞒地说明一切缘由，将其收买。
可是，我想到徐铭义以前的性格，就不由得对这一办法感到怀疑。他是一个一丝不苟的人，不仅如此，还完全不知变通，病态地执著于弄清所有事情。纵然用钱，恐怕也无法改变他的这种本性——不，或许可以。可是，我并不想对任何人说出真相。或许我也是偏执狂的一种吧一一不，并非或许，而是的确如此。事已至此，我无法否认。
既然第一种和第二种办法都行不通，便只能采取剩下的第三种办法。也是能阻止徐铭义和席有仁见面的最稳妥的办法——除掉徐铭义!
星期日中午，我去了徐铭义的公寓，收发室里并没有人。挂钟响了一声，我看看手表，指针指向十一点三十五分。我的手表很准。我向管理员的房间里望去，只见挂钟的指针指向十一点三十分，慢了五分钟。老实说，我当时尚无具体计划，但我隐约感到，必须借此机会制订一个作案计划。因此，我觉得应该将手表的时间与那个挂钟的时间调成一致。于是，我将手表调慢了五分钟。
徐铭义一边大发牢骚，说自己有些伤风，不得不窝在家里，一边将我带入客厅坐下。我告诉他已经联系了席有仁，“过后我会通知你具体时间，总之，他对你们的会面十分期待。”
我对他说，此番前来就是为了通知这件事，他听后极为惶恐，表示并不着急。然后，他就去查看墙上的一览表，给名叫“白宫”的咖啡馆打去电话，要了一杯咖啡。
我若无其事地观察徐铭义，只见他面戴口罩，只有说话时才稍稍将口罩掀起。他穿着鲜红的套衫，头上夸张地缠着绷带，与先前遇见时的打扮一模一样。他取出咖啡杯和汤匙，放在桌上。过了不久，咖啡馆的女招待便端着咖啡壶走进来，向早已备好的咖啡杯中倒入黑色液体，并从围裙口袋中掏出一块纸包的方糖，放入杯中。然后，她便走出了房间。咖啡店只提供咖啡和方糖，并无需要回收的容器。徐铭义有洁癖，自然不想使用咖啡馆那些来历不明的容器。然而，最重要的是——“白宫”的女招待之后便不用再来了……徐铭义邀我下象棋，说是久别重逢，应该来一盘。我们走进后面的卧室，下起了象棋。他以前就是一个高明的棋手，我一败涂地。我称赞道：“你还是那么厉害。”
“是啊，平均下来，我一直都赢。我还做了记录。”说着，他从套衫的口袋中掏出一串钥匙，打开桌上的手提保险箱，从中拿出一本黑色皮面的账簿，将对战记录展示给我看。他得意洋洋地说道：“每局赌一百日元，自今年以来，输赢相抵，我已经净赚七千日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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