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官买卖合法化的支持者在论及现在器官销售合法化且拥有充沛资源的国家时，往往会举伊朗作为标榜的范例。在伊朗，只要是中央政府机构所管制的器官销售，均属合法。捐赠者会因自己的牺牲而获得金钱，复原期间也有医生照料。结果，几乎再也没有患者出现在等候名单上，等候新肾的到来。
我致电人类学家薛柏-休斯，想讨论伊朗采取的解决方法，她没好气地说：“伊朗活体捐赠合法化时，竟然天真地认为肾脏供应量的匮乏问题只是营销问题而已。然而，伊朗政府承担了管理黑市肾脏贸易的责任后，掮客与肾脏猎人的名称只不过是换成‘移植承办人’，他们仍旧是暴徒，在街头和游民收容所诱拐人低价捐赠器官。”
换言之，合法化并没有让从事这一行业的人改变动机，只是让他们的违法手段合法化罢了。
第四章 家长会面
我租了一辆起亚(Kia)汽车，已经连续数小时弓着身体，握着方向盘，飞速驶过一片片的玉米田和一间间的小镇教堂，最后终于停在美国中西部的某条街道上。我试着不要引起别人注意。这条街的对面，有一位十一二岁的男孩，他穿着银色运动短裤和美式足球T恤，正在自家前院拿着枯枝玩耍。我的心脏痛苦得怦怦跳动，不晓得自己是否准备好永远改变他的人生。
为了这一刻，我已经筹备了数月之久。之前，我在印度金奈那些布满灰尘的警察局里，跟身穿卡其色制服的警员谈话，详细查阅无数叠法院文件。堆积如山的证据诉说着令人心碎的故事，印度贫民窟的儿童遭人绑架，卖到孤儿院，进入全球领养管道。我特别调查了其中一起案例，在这起案件中，警方坚称已追踪到某位被窃的印度男孩的下落，连他在美国的地址也查到了。两天前，男孩的父母通过律师，请我转达口信给美国的家庭，期望能获得友好的回应，良善的沟通。不过，当我穿越了10个时区，终于来到这里之后，却茫然若失，不知该怎么办了。
副驾驶座上面，摆着一份破旧的米黄色活页夹，里头装了证据：一小包相片、警方报告、头发样本，还有法律文件，里头详细描述了这起在印度法院里滞留长达十年的案件。而住在郊区的这家人很有可能完全不知情。我一直等到男孩缓缓走到房子后头，才小跑步到门口按门铃。
来应门的是一位十几岁的印裔女孩，她露出好奇的微笑。我结结巴巴说：“你妈妈在家吗?”不久，一位金发女人来到门口，她穿着牛仔裤和长袖运动衫，以狐疑的目光望着我。
1999年2月18日，这一天是席娃嘉玛最后一次看见儿子苏巴希，当时他还很小，得要她抱着才行。席娃嘉玛就像泰米尔纳德邦的许多印度人一样，没有姓氏，她住在金奈的普瑞安索贫民窟，此地与美国中西部之间，不仅地理距离遥远，文化的差距也同样很大。孩子们在熙熙攘攘的街上玩板球，临近的印度洋送来了令人无法忍受的湿气，包围着整条街道。尽管街上十分拥挤，仍被视为安全的区域，即使无人特别看管的孩子，也会有邻居帮忙留意看着。
所以，那一天，当席娃嘉玛把苏巴希留在离住处不过数十米远的抽水机那里时，心里也自然觉得会有人看着他——确实有人正在看着他。印度警方说，在席娃嘉玛离开的那5分钟，可能就有个男人把她那刚学走路的幼儿抱到电动三轮黄包车里了。警方认为，苏巴希应该在隔天就已经被带到该城郊区的孤儿院，因为孤儿院会付现金买健康的儿童。
对于做父母亲的人而言，这是最恐怖的梦魇。席娃嘉玛和她那做建筑物油漆匠的丈夫纳格西瓦·劳乌，接下来5年的时间都在印度南部四处搜寻儿子的踪迹。这一家人从不放弃希望，深信他还在某个地方活得好好的。他们用亲朋好友当私人侦探，紧追着谣言与误报，最远向北追到了海得拉巴，那里距离他们的家乡约有325英里。为了筹措找儿子的费用，劳乌卖掉了从父母那里继承的两间小屋，举家搬到只有一个房间的混凝土屋子里，屋顶是用茅草盖的，处于一所寺庙的阴影之下。为了节省花费，这对夫妻还让女儿辍学。艰难的寻人经历让这一家人从下层中产阶级的顶端落入了赤贫的境地。但是，尽管他们付出了种种努力，仍然无法靠近儿子一步。
到了2005年，事情终于有了幸运的突破。有人向金奈的某位警察通报，说有两个男人在酒吧里大声争论着绑架的事情。警方说，之后经过盘问，那两名男人和两名女性共犯承认，他们一直在帮马来西亚社会福利中心(Malaysian Social Services，简称MSS)偷小孩，该家孤儿院把儿童出口到国外不知情的家庭那里。绑匪绑到一名儿童可赚得1万卢比，约相当于236美元。
根据一份送交法院的警方文件显示，孤儿院的前园丁马诺哈兰(G. P. Manoharan)已明确供认自己抓走了苏巴希，同时从马来西亚社会福利中心那里没收的记录文件也显示，在苏巴希被抓走的隔天，也就是劳乌提报失踪人口的那天，该中心就接收了一名年龄与苏巴希相仿的男孩。两年后，男孩被人领养了。我查看了放弃书，即证明母亲不再有能力照顾孩子，而将孩子交给孤儿院的必要文件，还看了其他孩子的放弃书，全都是伪造的。警方说，那些同谋把男孩的名字改成亚西拉夫，捏造了关于孩子过去的假记录，其中包括一份假生母的声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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