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美国，我们一点都不能影射美国移植中心买卖器官。移植中心的存在是为了拯救生命，医生应该超脱于庸俗的商业世界。可是，实际状况却是，坐拥移植中心的医院都能有大笔的进账。移植中心有如质量标章，能替医院里的所有部门招来许多生意。例如，医院在公路广告牌上宣传移植中心，这种做法确实再普遍不过，但这并非因为许多驾驶人有可能需要新鲜的器官，而是为了要大家觉得医院在所有医学领域都有完美的表现。
美国的《国家器官移植法案》明确规定买卖人体组织属于非法行为，不过，对于器官移植的相关必要服务，却一字未提。移植外科医生与积极支持者会立即言明，移植中心实际上并未贩卖器官，只提供移植服务。可是，移植服务的价格却十分昂贵。2008年，密里曼(Milliman)公司的精算师按实际计算出各种器官移植的总费用，肾脏移植费用为259000美元，当中包括总采购费用(67500美元付给医院，作为摘取肾脏的费用)、术前与术后的手术照护费用、免疫抑制剂费用、医院行政费用等。肝脏移植费用为523400美元，胰腺为275000美元，肠子则是巨额的1200000美元。移植中心的患者没一个是去买医疗服务的，他们是去买器官的。在许多情况下，只有富人或有超级保单的人(在某些情况下是享有美国政府保险者)才能考虑进行器官移植。就算在账面上动手脚，也无法改变这个事实。
不能公开购买器官，造成医疗费用高昂，况且等候名单又长得要命，逼得人们不得不转向国外的移植中心，取得快速又便宜的医疗服务。医疗费用较低，就表示那些被美国高价器官市场排除在外的患者，有机会在国外找到负担得起的移植手术，而且也不会牺牲掉医疗质量。患者会考虑前往的其中一家海外移植中心，就是位于巴基斯坦拉哈尔(Lahore)的亚迪尔(Aadil)医院，这家医院的广告中说，国际标准化组织将其评为具备西方医院的医疗水平的医疗机构。
如今，亚迪尔医院以移植患者为对象，公开宣传两种移植方案：首次移植为14000美元;首次移植的器官衰竭后，再次移植费用为16000美元。亚迪尔医院执行长阿杜·瓦西·席克(Abdul Waheed Sheikh)在电子邮件里表示：“患者不用担心捐赠者的问题，本院会通过慈善组织，安排活体捐赠者，捐赠者有数百人之多。”
印度、巴西、巴基斯坦等国的医院，也全都宣称他们同样有过剩的志愿捐赠者，可以捐赠器官给高薪患者使用。由于患者不知道该如何自行预约黑市移植手术，再加上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医院之间悬殊的差价，因此国际掮客便有机会从患者身上榨取肮脏的利润。
不过在菲律宾，器官销售在某种程度上是合法的，根据菲律宾新闻局在2005年公布的报告数据，一流医院的肾脏移植费用是6316美元。负责安排移植事宜的器官掮客会尽可能提高收费，从中赚取差额。
尽管入院的患者能够意识到器官供应短缺现象十分明显，但是，由于国际汇兑的力量使然，跟美国地区高涨的医疗价格相比，在国外取得器官的费用仍旧不到美国的一半。同时，患者对法律的困惑、恐惧、信息鸿沟，创造出典型的套利环境，让那些互通有无的贩子如鱼得水。中间人可收取大笔利润，重挫了改革的心力。
价格下降时，受害最严重的就是供应链的最底层。正如我们在印度海啸难民营所见，卖家通过器官掮客卖一个健康的肾脏，平均只能赚得数百美元——如果掮客真的会付钱。而且，尽管需求量剧增，掮客付的钱却没有变化。世界卫生组织在2002年指出，全球罹患糖尿病的患者数量达到17100万人。2030年，数字将会攀升至36600万人。
“各国与各地区的情况完全不同。”以洛杉矶为据点的器官商人如此解释。他在liver4you.org网站做在线生意，要求我只能用米奇这个化名。“由于大多数海外移植都是在医生的掌控之下，像是美国私人诊所那样，所以价格区间很广……在器官交易合法的国家，例如菲律宾，捐赠者的人数十分庞大，因此，捐赠者必须接受平均3000美元的(卖肾)价格。”
成本降低了，买家付出的费用却鲜少会降低。器官一旦从街头进入医疗供应链，价格就会快速攀升。米奇说，如果是肾脏移植的话，他的一般收费介于35000至85000美元之间。米奇每一笔交易可以净赚25000美元以上，实际所得的净利要视手术地点而定。
米奇这样的角色将国家间的法律差异化作进账收入，器官中介的做法似乎深植于器官移植的核心，也助长了普遍缺乏透明度的情况。掮客扮演着隐匿程序的关键角色，同时也利用了始自捐赠者身体、终于受赠者身体的整体供应链，大幅提升获利。
部分学者与经济学者主张，唯有合法且受规范的体制，方能停止器官供应链的剥削歪风。他们还主张，无论司法制度如何创立，有价捐赠的情况仍会存在。像瑞迪(K. C. Reddy)——涉及金奈丑闻的其中一位医生——这样的移植外科医生表示，这样的体制可以让器官送到有需要的患者那里，同时又能保护捐赠者的利益。此外，还可以保证捐赠者获得完善的后续照护与公平的金钱。
因此，利伯维尔场的解决方法很诱人。我们相信个人自由以及可决定自身命运的天赋权利，而利伯维尔场的方案恰好与这样的信念相互呼应，还多了“摆脱投机的中间人”这项经济诱因。然而，现实世界中，成功的故事少之又少。生物伦理学家亚瑟·卡普兰(Arthur Caplan)写道，采用市场方法来解决肾脏短缺问题，将器官贩子置于不利的境况中，贩子所握有的“选择范围会因高额补偿金而受到局限，这并非因为卖家面对钱失去理性，而是因为对于某些需要钱的人来说，某些出价即使低到有辱人格，仍旧是诱人得难以抗拒”。换言之，总是会有人愿意低价贩卖自己的人体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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