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体交易_[美]斯科特·卡尼【完结】(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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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杂志付印一周后,情况有了改变,我得知1991年的芭努案。芭努是个经济赤贫的母亲,有3个孩子,丈夫死于工业事故。当时,她没有能力抚养孩子,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她接受了某家学校的提议,该学校说会免费提供膳宿并教育她的孩子。

  7年之后,当芭努再回到孤儿院并要求院长拉古帕提(K. Raghupati)把孩子还给她时,拉古帕提拒绝了。他还说,她早就放弃了监护权,他已经把她的孩子送到美国的领养家庭。而在威斯康星州,当地的领养代理人拉曼尼·嘉亚库马(Ramani Jayakumar)是跟一家名为“波格特领养服务中心(Pauquette Adoption Services)”的代理机构合作,处理儿童进入美国的事宜。

  最后芭努向金奈高等法院控告,到了2005年,警方基于多项领养诈欺控告,逮捕了拉古帕提。由于领养记录是公开的,因此芭努仍有可能找到孩子的下落。终于在2006年,在美国和印度的运动人士的协助下,芭努见到了她那3个已长大成人的孩子。

  自1982年以来,波格特领养服务中心已安排了1441个国际领养案,而根据法院记录显示,苏巴希就包括在内。

  波格特领养服务中心就位于一所小学的对面,是一栋壮观宏伟的砖造建筑。我进入大门,在通往多间办公室的长廊里,看见多个公布栏上贴满了旧相片,是服务中心从世界各地接收的孩子。我看见琳恩·图尔(Lynn Toole)坐在柜台,她是合伙人之一,对于要跟我打交道,她很不高兴。

  她承认已关注印度媒体报道的领养丑闻,不过仍坚称印度政府签核了她的机构经手的每一起个案。如有必要,她会协助调查,但不会跟我讨论个案内容。我问她,她为何从来没有联络过领养家庭,警告他们有可能领养了遭绑架的儿童,但她拒绝发表评论。一周后,我再打电话过去,她却挂断了我的电话。然而,从这家代理机构的网站可看以出,他们仍在持续处理印度领养事宜,服务收费起码介于12000至15000美元之间。

  威斯康星州律师泰瑞莎·德金(Therese Durkin)负责监管波格特领养服务中心,她说该中心从未因国际领养案而接受过调查,当局也未发现有任何违法行径。即使投诉案浮出表面,州政府的调查权也很有限。德金表示:“我们手上有的就只是文件而已,只能着眼于证明文件的表面。”她又说,印度儿童领养案需保存大量记录,但却没有方法得知文件是否为伪造,印美两国当局在这个议题的沟通上几乎是零。

  简言之,没有方法可确实得知其中一些儿童是来自何处。贝丝·彼得森(Beth Peterson)曾在一家现称为“通过国际领养组成家庭”(Families Thru International Adoption)的美国代理机构,任职长达10年之久。她曾与几家规模庞大且颇受敬重的印度孤儿院密切合作,为一百五十多名儿童找到了美国领养家庭。在这个过程中,她逐渐认为,许多孤儿院实际上的确涉及犯罪活动。彼得森表示,只要金钱诱因存在,情况就不太可能有所改变。彼得森目前经营iChild,该网站帮助家庭领养印度儿童。

  比方说,在2002年以前,彼得森给印度的普利·曼德(Preet Mandir)孤儿院的款项共达15万美元以上。那里的情况十分糟糕,在等候彼得森的客户的领养案获得审核批准时,共有3名婴儿死亡。后来,孤儿院院长巴辛(J. Bhasin)开始向彼得森非法索取比平常捐款多出数千美元的款项,还说不付款的话,就不放弃儿童监护权,因此彼得森断绝了跟该家孤儿院的联系。之后,她便向印度政府投诉普利·曼德孤儿院及院长。

  4年后,印度电视新闻网CNN-IBN的记者扮成领养小孩的家长,进入普利·曼德孤儿院。巴辛跟他们说,24000美元可以买两个儿童。这件事经报道披露后,孤儿院的领养执照被吊销,但印度政府之后却以暂准的名义让孤儿院恢复营运。彼得森表示:“两边都有利润动机存在。我合作的其中一家美国代理机构,他们只想确定我每年可提供一定数量的婴儿就好,根本不在乎婴儿是从哪里来的。”

  一般而言,只要文件看来正常有效,美国领养机构通常不会再深入探查。儿童之家社会与家庭服务中心(Children's Home Society & Family Services)是美国最大的代理机构之一,光是2007年就处理了600件左右的国际领养案。负责领养服务的副理事长大卫·皮格恩(David Pilgrim)表示,他很有把握,经手的儿童没有一个来自不道德的渠道。他说:“所有跟我们合作的孤儿院,都经过我们彻底的审查,无论是过去或现在,都是如此。”

  然而,在普利·曼德孤儿院的丑闻爆发之前,儿童之家社会与家庭服务中心却一直跟该孤儿院合作。我问皮格恩,这些领养案当中有没有个案引起他的疑虑,他停了一会儿没说话,接着表示:“我们的律师之前就检查过文件,没看到有需要担心的地方。”

  我首次见到那对美国夫妻后的隔天,我们三人一起坐在寒冷公园里一张历经风吹雨打的野餐桌旁。一辆巡逻警车减缓速度,警察看了我们一眼,接着继续往前巡逻。眼泪不断顺着那位母亲的脸颊滑落,我分不清她是生气还是心碎,或许两者都有吧。她说:“对他而言,印度不存在。”

  那对夫妻告诉我,那男孩——他们已经替他取了新的名字——是他们从印度领养的第三个孩子。虽然这是他们第一次交由波格特领养服务中心处理,但领养过程并没有太大的不同,他们付了15000美元的费用,飞到印度,前往马来西亚社会福利中心,跟负责人见面。丈夫解释道:“我们喜欢领养。法规变了好多,我们考虑过韩国和南美,不过印度是最开放的。”也就是说困难度最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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