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自己对该起印度警方案件所知的一切，一五一十告诉了那对夫妻。比方说，被起诉的绑匪的自白，孩子的年龄，进入孤儿院的时间点，据称伪造的放弃书，生父对相片的指认，将亚西拉夫交由他们家抚养的法律文件，诸如此类。可是，他们仍然不信服，丈夫说：“要我们相信的话，需要有更多数据才行。”DNA证据或许是唯一能确定的方法，不过，那得让孩子接受验血，又要怎么跟孩子解释呢?而且，如果不符合的话，印度的那一家人要如何确定样本的采集是正确的呢?
必须采取过渡步骤，让这两家人相互联系才行。可是，美国这对夫妻还没决定自己的立场。丈夫皱眉表示：“我们要跟律师讨论。我们必须为儿子着想，要是他发现了，不晓得会对他造成什么影响。”
至于接下来的发展，没有蓝图可循。劳乌发现，政府不太有意愿追查被窃儿童。经过这么多年的时间，道德的界限仍旧愈来愈模糊;不过，假使是美国儿童被绑架到印度贫民窟的家庭里养大，追诉时效是不是也同样适用呢?
关于这点，《海牙跨国领养公约》并没有太大的帮助。公约并未明确规定被绑架的儿童是否必须归还生父母，也没有考虑到那些不记得生父母的儿童在与生父母重逢后所遭受的冲击。研究领养问题的荷兰乌特勒支(Utrecht)大学资深心理学教授罗内·霍克伯根(René Hoksbergen)表示，那男孩应该要知道自己的来历，但要等到将来才能告诉他。霍克伯根在电子邮件里告诉我：“绑架议题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告知，但不是现在，那孩子年纪太小，不应该告诉他。”他还说，同时，美国的养父母应该要联系印度的生父母，把孩子的消息和相片寄给生父母，以减轻生父母的悲伤情绪。只要双方都认为彼此讲的是同一个小孩就行了。
不过，就是在这个关头，事情变得更混乱了。我回到了金奈，在那次公园会晤的两个月后，依旧没收到美国夫妻的只字片语，他们不理会我后续发去的电子邮件，席娃嘉玛和劳乌心急如焚。劳乌以哀求的语气说：“你见了他们，你跟我说他们人很好，你还看见我们的儿子，那么，他们为什么不愿意跟我们谈?我们知道他住在很好的家庭，也知道要他回来是不切实际的，不过起码要让我们知道他的消息啊。”
劳乌催我再发一封电子邮件给美国的那对夫妻，这封邮件描述了男孩身上的几个胎记以及一条小疤痕，我之前给他们看的文件未曾提及这些特征。这天早上，我发现了收件夹里有一封回信。养父回复说，他儿子身上没有劳乌描述的特征，并在结尾写道：“此时此刻，我们什么事也不会做，请向那家人转达我们的慰问。我们能体会他们所经历的，也明白这消息对他们而言会是很大的打击。”
我把这件事告诉副警长山卡尔，山卡尔对此表示怀疑，若有所思地说：“他们可能在说谎，不然就是胎记可能消失了。我们很肯定配对相符，每一件事都直指那个美国家庭。”
他补充说，这件事或许很快就会彻底了结，因为他隶属的警局在前一年的8月向国际刑警组织要求采集那男孩的血液与头发样本，如今该项要求终于送到美国司法部长的办公室里，日后有可能转送到美国联邦调查局进行后续的调查。
不过即使如此，也同样毫无保障可言。要是那对夫妻决定反对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要求，那么优秀的律师有可能会让这件事陷入僵局好长一段时间，久到孩子都长大成人。到了那个时候，这件事的决定权就会落到那位年轻人的手上。
开始调查苏巴希身份的一年后，该案几乎毫无进展。印度警方一直处于即将交出另一份起诉书的阶段，却一直没能交出去。美国的那一家人则继续保持沉默，他们的消息愈来愈少，只有《琼斯妈妈》杂志网站上的一则匿名评论文，些微透露出他们心中的想法。那位匿名评论者声称自己跟那个美国家庭的关系很近，他写道：那对父母根据印度家庭所提供的不完整信息，决定不要扰乱这孩子现在的稳定生活。等孩子大了，养父母打算把情况告诉他。如果他想要探究下去，我知道他们会支持他的决定。这个家庭已经作了决定，这并非出于私人的满足感，而是出于真切的关爱，为了儿子的心理健康着想。他们是最贴近情况的人，他们最了解这孩子。给他们自由，让他们根据所有的信息，用爱为儿子做出选择。
该则评论文章张贴后数个月，山卡尔通知我，DNA检验正在进行中。经过数年的施压后，美国联邦调查局终于采集了样本，送到了印度的检验所。由于检验所必须完成积压数年的工作，因此在这里就得静观其变，等待检验所用科学角度回答苏巴希的身份问题。
然而，无论我有没有插手，那个美国家庭仍旧没有通过任何方法联系劳乌与席娃嘉玛，没有为该起警察案件提供证据。他们声称孩子没有那样的胎记，却不允许外界人士来检验。
不过，劳乌还是怀抱着希望，仍旧经常长途跋涉到高等法院附近的一栋办公大楼，用自己的劳力换取金奈顶尖律师的服务。他爬上混凝土阶梯，走到后方的办公室，经过平板玻璃窗，在那里，几位法律书记正在给辩护状归档，并撰写一堆堆的辩护状。埋在堆积如山的文件里的某处的，就是他为失踪儿子所提出的申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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