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诊所把妇女关在宿舍里的议题，印度代孕方针也闭口不谈，律师卡克汉尼斯认为这种做法属于违法行为，他跟我说：“阿南德模式完全是错误的。根据印度刑法，像他们那样监禁代孕母亲是非法监禁。”
代孕方针明确指出，“应该由夫妻负责，通过广告或其他方式寻找代孕母亲”。但阿肯夏不孕诊所却在当地的报纸上，到处发广告寻找代孕母亲，甚至有许多医院已雇用猎头，藉以因应需求。
在位于孟买且有着壮观建筑物的希拉南达尼医院里，凯达·冈拉(Kedar Ganla)医师把我介绍给一位瘦削的女性，她的名字叫做夏雅·帕嘉里，帕嘉里受雇于冈拉医师，负责直接招募贫民窟的妇女。这位40岁的“医疗社工”(冈拉是这么称呼她的)不安地坐在冈拉的办公室里，支支吾吾地回答我的问题。她的履历贫乏得很，倒不如说她是个“招募专员”还比较合适。冈拉每接受一位帕嘉里介绍的代孕母亲，就会付给帕嘉里750000卢比(约1750美元)。她跟我说，今年他已经接受3位。这表示她赚到的钱比她招募的那些代孕母亲还多。帕嘉里说：“我们掮客彼此之间几乎都是一直竞争着寻找代孕母亲。”
古普塔医生做事的方式与其他从业者略有不同。他经营德里体外受精诊所(Delhi-IVF)，也就是我遇到的加州顾客克里斯廷·乔丹光顾的那间诊所。这间诊所的候诊室里充斥着爱讲话的客户。阿肯夏不孕诊所有着俭朴清苦的氛围，但是德里体外受精诊所无论白天还是黑夜，木镶板的墙壁和打着明亮灯光的水族缸都散发出安全温暖的感觉，印度的医疗设施往往都缺乏这种气氛。
穿着绿色手术服、戴着蓝色发网的古普塔，不停地忙东忙西，少有时间回答我的问题。于是，他让我观察那些川流不息的客户，最远有从爱尔兰和加州来的，最近的则来自几个街区外。多数人来这里是为了接受定期的生育治疗，不过古普塔这个月已经至少把7位代孕母亲列在名单上了。“印度政府让领养变得很困难，但通过代孕母亲，让你获得带有你基因的孩子，却是合法又容易的事情。”医生一边说，一边把透明的凝胶大量涂在超音波机器的板子上。他认为，唯一的难题就在于要找到那种不是出于绝望而代孕的女性。这件事他交给医疗统筹专员西玛·金道(Seema Jindal)去执行，她是有执照的社工，也是该家诊所的护理师。她的招募方式像是在传福音一样：“我在社交场合碰到女性时，几乎每一个我都会问她，是否考虑过代孕。”她招募的妇女都已完成大学教育，经济情况还算不错，不用依赖诊所付的款项来满足基本生活需求。她说：“不然的话，她们怎么知道自己有没有被剥削?”
金道表示，在这次访谈的数个月前，她刚好搭了火车前往古茶拉底邦，亲自去打探帕特尔的营运状况，一方面是为了搜集那些可能有助于自家诊所提升营利的交易秘诀，一方面是为了仔细查看帕特尔的诊所有哪些缺陷。她认为，代孕母亲住宿方案简直是把妇女当成家畜对待。她们在整个怀孕期间，只做3件事。她说：“一是坐着，二是聊天，三是睡觉，这不太正常吧。”
在金道所招募到的妇女当中，有一位是32岁的社工，她的名字叫桑珠·拉那，刚好来这里照超声波。拉那跟帕特尔的代孕母亲并不一样，她受过大学教育，打算代孕期间仍做全职工作。诊所答应付给她7500美元，她也有古普塔的直拨电话号码。在代孕期间，已有两个孩子的拉那得知自己竟然怀了双胞胎，非常讶异。她告诉我，她很担心，但还是把两个胎儿怀到足月。她提及那对雇用她的美国夫妻：“那对夫妻人很好，一直没有孩子。”
代孕市场就跟其他的人体组织市场一样，把利他主义和人道捐赠的观点融合进了医疗盈利。因为代孕的医疗程序费用十分高昂，导致许多西方妇女都被排挤在外，因此，如果把代孕母亲市场扩展到印度，肯定能让更多西方妇女受益。然而，印度这块新市场充其量只是把成本向下转嫁而已。
在印度市场兴起之前，原本只有美国上层阶级负担得起代孕母亲的费用。现在，已是中产阶级都快能负担得起的价位了。然而代孕往往会引起道德疑虑，但同时其产业规模的扩大，使得代孕这个议题更具急迫性。已经有数百家新诊所准备好要开业，代孕经济的步调如此快速，但人们对于代孕所造成的影响，了解却是有限。
新的儿童人体市场涵盖了存有道德疑虑的领养、捐卵和代孕等做法，人们对于生殖和组织幸福家庭这两项最基本的需求，使得这三门生意密切相关。身为顾客的求子父母往往没有察觉到供应链的复杂度，有可能不小心就轻易跨入了危险的领域。这三种因求子而生的市场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急剧增长，在人体市场上买儿童，比以往更加容易了。
此时，艾丝特·科恩也不再没有小孩了。自从我们在阿南德会面后，经历了5周的时间，她的新生儿才终于取得美国公民的身份，获得了美国政府核发的蓝底银字闪亮护照，以及印度政府核发的不反对申请护照证明。科恩已从烟雾笼罩与乱成一团的阿南德，回到了北柏克莱的宁静小区，接着，成为母亲后的现实迎面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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