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德哈只不过是代罪羔羊，血液交易的背后有更多人参与其中，不只是像他那样的下层人士而已。”当他听我提起这起案件时，便如此表示，然后又说：“每一家疗养院，每一家医院，都有中介的存在。医生需要用血时，总之就会安排妥当。”
他领着我在实验室里四处参观，接着带我下楼，前往他那间奢华的办公室，倒了一杯拉茶给我喝。等我们俩都放松后，他跟我说，他从卡拉拉邦的家乡搬到哥拉浦，是为了改善人们的生活，可是，现在他不确定自己所创办的捐血银行是否真能减轻人们的压力。他说现在已经有其他人取代亚德哈那一帮人。警方逮捕亚德哈一周后，对血液银行的血液需求量上升了60%。不过，一年后的现在，“需求量已下降”。哥拉浦没有新开的血液银行，也并未突然涌入捐血人，总之血液是从某个地方来的。
在印度，合法的血液捐赠行为其实跟世界上的其他地方略有不同。由于很少印度人愿意基于纯粹的利他主义捐血，因此患者需自行提供捐血者，请捐血者捐血给血液银行，把手术期间会用到的血液品脱数给补足。一旦患者透过朋友获得血液捐赠认可后，就可以取得一单位配对成功的血液，供自己的手术使用。理论上，这表示亲友必须自告奋勇前来协助患者，但是，现实情况却是大相径庭。多数患者不会要求有关系的人捐血，反倒依赖非正式的职业卖血者，他们会在医院前面徘徊不去，愿意捐血换得一小笔金额。
安东尼神父说，他无法阻止卖血行为。医院处于两难之中，拯救手术台上的患者性命，就有可能剥削捐血者。站在临床的角度来看，患者就要死于手术台时，买血似乎是两害取其轻的选择。他跟我说，这家医院的规模太小，无法吸引半职业的捐血人，不过，哥拉浦各大医院都有半职业的捐血人。他跟我说，开始着手调查的最好的地方，就是亚德哈监禁的受害者被警方救出后，负责其治疗的那家医院。
哥拉浦的市民医院院长帕瑞(O. P. Parikh)医师在其一生中已捐赠了13品脱的血液，来年退休前还会再捐赠4品脱。不过，他说自己是特例，哥拉浦市的其他人才不会像他那样热心捐血。帕瑞负责市民医院的整体营运，他说，血液的供应是一直存在的问题。“在这里，大家都怕捐血。他们不想要交换血液，只想要购买血液。”只要1000卢比，相当于25美元，就能买到一品脱的血液，所以要找到捐血人并非难事。
帕瑞的医院门外50米的地方，就是一堆临时茶铺与香烟卖家，他们又兼作血液掮客。我小心探问一位下排牙齿有着槟榔渍的男人，他说，我可以去见丘努(Chunu)，那个人是当地的职业血贩子。那男人在送我走之前，还特地警告我：“你一定要在银行那里要求折扣，他有艾滋病毒，血液不一定会筛检。”5分钟后，我就在医院的后巷里，见到了一位身形矮小的蓄胡男人，他用披巾遮住脑袋和耳朵。我跟他说，我需要尽快取得一品脱B型RH阴性血液。
“现在B型RH阴性很少见，也很难找到。”他说，“我们可以弄到，可是必须从费萨巴或拉克瑙送过来。”这两个地区首府距离此处约有100英里远。他说，付3000卢比就可以安排，这个金额很高。我跟他说，我会考虑看看，然后就离开了，而他则继续在医院大门外跟其他顾客讲话。
同一时间，市民医院的血液银行里，则是一幅无助的景象。钢制冰箱里的血袋存量就要空了，只有3袋可用于输血。血液银行的行长辛格(K. M. Singh)表示：“昨天有人过来，想买血液，我们必须拒绝。我告诉对方，血液是非卖品，必须捐血才能取得血液。对方离开了，不过一小时后，却带着捐血人回来。我无法得知他们是不是付钱给了那个人。”
哥拉浦的5家血液银行只能满足一半的需求。患者要负责提供自己的血液供手术用，有时甚至不知道买血是犯法的行为。
巴巴拉赫达斯医院(Baba Raghav Das)的产科病房，堪称是哥拉浦最大的政府医疗机构，却也是一处把生命带到这世界上的凄惨之地。巨大的凸窗上涂了一层半透明的绿漆，应是用于减少刺眼的阳光，却让混凝土病房里充满了病恹恹的光线。病房里约有50名妇女，她们仍旧穿着从家里带来的衣服，在薄薄的病床上等待剖腹产的伤口复原。有的妇女有床可躺，有的则不得不斜倚在混凝土的地板上。
病房里还有数十名新生儿，但说也奇怪，没一个在哭的，仿佛这间如山洞般的病房，吞没了所有的声音。一名悉心照料女婴的妇女调整了自己的袍子，接着取出自己的导管，让红色浓汤似的混合物流入床下的垃圾桶里。尽管环境看来很糟糕，但是巴巴拉赫达斯医院可以让这些妇女看病，这是难得的机会。要获得医疗救助，住这种病房只不过是这些人要付出的其中一项代价。
有一位叫做古丽亚·戴维的妇女，就住在隔壁的比哈尔邦的农村里，她担心自己在生产时可能会有并发症，便经历100多英里的路程来到这里。某位未向她透露名字的医生，总共才花了5分钟的时间为她看诊，然后便说，她必须剖腹产。他说，基于预防，院方需备有一品脱的血液，患者支付1400卢比(约30美元)，院方就可安排捐血人。她说：“事情很简单，我们甚至不用多想些什么，医生就会安排妥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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