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场出来，三人站在街边简单议论了会儿，韩印提议：“就‘4·23’案来说，随机作案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凶手也未必没失过手。咱仨不妨分头行事，在这两个案发现场中间的居民楼内挨家挨户问问，也许会找到潜在目击者。”
“噢，相关排查，尤其针对被害人所住单元楼的住户，我们专案组先前已经细致盘问过，没有人在案发当日看到被害人与可疑人员接触，也未发现有可疑踪影在被害人住房附近徘徊。”张世杰深表不然，觉得韩印此举纯属浪费时间。
“您误会了，我当然相信咱们专案组的排查工作，”韩印姿态不卑不亢，坚持着自己的思路，“我觉得也许有些居民根本没有意识到他们曾见过凶手。”
……
结果正如韩印所想。
天刚擦黑时，住在欣乐2区93号楼里一位姓王的老阿姨，在杜英雄的耐心启发下，想起李芳遇害当天，早上9点半左右，自己曾经与一个男人讲过话。当时她刚散步回来，便听到有人在外面敲门，声称自己是煤气公司的，受公司委派，免费上门为居民检修管线设备和更换煤气管。那时王阿姨老伴也在家，她随口问了句老伴家里需不需要更换，等回头决定要换时，门外已经没人了。老两口觉得可能遇到骗子，就没怎么在意，先前办案人员盘问时也忘了提及。
“4·23”案首个现场所处单元楼为90号楼，与王阿姨家仅间隔两栋楼，对话又发生在案发一小时之前，那个听到王阿姨并非独自在家而悄然消失的煤气检修工十分可疑，连张世杰也不得不承认，他有可能就是凶手——当日他未在王阿姨身上得手，在路上又将刚跳完广场舞正欲回家的李芳锁定为目标，之后通过尾随，搞清楚住所，利用同样的借口，诱使她打开房门，发现家中并无他人后痛下杀手。另外，王阿姨当日遛弯时，也穿着一双肉色长筒丝袜，这就让上面的推测看似更加可信了。
至此，“4·23”案凶手选择目标的方式以及入室手段基本清楚，遗憾的是，王阿姨当日只是隔着自家门上的猫眼大致看到敲门者是个戴着帽子的男人，无法进一步描述出具体相貌。当然，没人会相信那个男人的身份真的是煤气检修工。
看过犯罪现场，韩印觉得是时候与耿昊谈谈了，便让杜英雄打电话约下时间，耿昊那边倒很爽快，说半小时后在一家咖啡厅见。张世杰开车将两人送到约定地点，不过他懒得应酬耿昊，便先回队里去了。这也正中韩印下怀，若他在场，估计有些话耿昊也不太好说。
二人走进店里，在招待员引导下找了个幽静的座位，不多时耿昊也到了，彼此寒暄几句，一人点了杯咖啡，便开始切入正题。
“让你出来目的很简单，想听听你对‘3·19’案有什么看法。”韩印眼睛看着耿昊，温和地问。
“关于那个案子，我想说的话都写在我的书里了。”耿昊低头用左手慢悠悠地搅着咖啡说。
“抱歉，时间太仓促，还没来得及拜读大作，不过大概意思我听他们提过，你怎么会认定凶手另有其人呢?”韩印顺势问道。
“这才是你们约我的重点吧。”耿昊停止搅拌动作，抬头哼了下鼻子，端起咖啡放到嘴边轻呷一口，说道，“从我一个创作者的角度来说，‘3·19’案的最大亮点其实是杀人者于作国。他先天患病，家庭生活不幸，在穷困和病痛折磨中长大，青春期难以压抑性欲本能，致使他蜕变成一名残忍变态的连环杀手。后来他主动投案自首，却又在精神病院意外死亡。这一系列曲折离奇的人生变化，充满了戏剧性和可塑性，所以起初我看过网络上和报纸上关于他的一系列背景调查后，特别急于了解他的成长经历甚至是整个人生。我去了他在欣乐社区的家，但早已人去屋空。他父亲于得水早年抛下他们母子，不知去向，母亲在他出事时已身患绝症，没多久也离开人世。他在本地又没有别的亲属，我只好采访他住过的精神病院和他当年的代理律师，想尽可能去挖掘他生活上的一些细节。而采访中意外从律师口中得知，他父亲其实后来出现了，我于是通过律师要到电话联系上于得水，见面之后对于作国的死便更加疑惑了。”
耿昊端杯喝口咖啡，缓口气，接着说：“于得水当年离开西州后混得不错，开了家建筑公司，也再度成家，但老婆始终怀不上孩子，他备感落寞，对亲生儿子便越发想念。2008年，他回到西州市，一打听才知道原配病入膏肓，儿子因杀人被收监在精神病院。他非常自责，后悔没有尽到做父亲的责任，才让于作国变成今天的模样。他特别想见见儿子，不过由于警方在侦查期间规定嫌疑人只可以与律师见面，所以只能委托律师带话，表达自己的关切和歉意，为显诚意，他还特别嘱咐律师把他的手机号码告诉儿子，但没想到父子俩终究还是没见上面。几日后的一个上午，于得水突然接到儿子的电话，在电话里于作国先是一阵沉默，很快又迫不及待地声称他其实并没有杀过任何人，于得水当时正在公司开重要会议，便没容他多解释，只是表示下午会带律师到医院，见面再详说，可就在那天的中午，于作国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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