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说，你倾向于作国是顶罪的?”顾菲菲从韩印上次插话便品出点话里的意味，所以此时并未显出多少意外，“难道他只是作为一个盗窃分子，碰巧闯入第三起凶案现场的?”
“可能性很大。”韩印点点头，习惯性抬手推了下镜框，试着还原当时的情境说，“我相信于作国起初是以盗窃为目的，不过撬开门后发现女主人被杀，那可能是他第一次真真切切地接近女性裸体，加之系在脖颈上的丝袜对他有难以抗拒的诱惑，他便无法自控，当场做出自慰举动。”
“对嘛，我就觉得这小子说话太有条理了，反而不正常!”似乎被韩印激发出灵感，杜英雄稍微寻思一下说，“杀人那几起，案发地点供述极其精准，语言组织又过于正式，不是正常人说话的方式，显得特别刻意。相比较，在供述盗窃案时，才更像是他真实的说话状态。我觉得韩老师说得对，于作国应该只是对案子有特别的关注而已。”
“这确是一个反常点。另外，于作国说他投案前最近一次实施盗窃，是在案发当年的五一长假期间，也就是说之前他已经有过两次强奸杀人的经历，那么盗窃行为实质上是一种退化表现，不符合畸变心理发展的特质。”韩印接着杜英雄的话说，“如果于作国真的从一名恋物癖者升级为连环杀手，表明他的畸变心理发展到了一个相当深的阶段，收集乃至偷盗丝袜已经无法满足他的心理需求，他需要不断体验和挑战更高层次的快感，即使出现退化也绝不会在那么短的时间内!”
“可为什么于作国的供述相对于案情来说基本都能在合理的范围内呢?尤其还能给出隐蔽性证据，他真有那么高的智商?”艾小美拧着眉头问。
“这就是‘3·19’案让人觉得扑朔迷离的地方，也是整个事件的荒诞之处。”韩印抿嘴笑笑，心里明白这小丫头是想说他的论证还不够充分，便补充说，“于作国其实未必有多高明，供述之所以未出大的破绽，是因为他以恋物癖者的思维逻辑揣测真凶的行为，恰巧与案情呈现出的畸形特征有一定吻合度，正如演员塑造角色，如果有了相应的生活，他的表演自然会真实生动。尤其于作国把自己代入案件，把幻想与真实、谎言与真相生动融合，并对此深信不疑，便更加让人难以分辨。实际上这也是一种病，叫作‘犯罪性精神错乱’。”
“我明白了，”杜英雄展开韩印的话题，“于作国交代盗窃手法和过程时，显然说的是真话;犯罪现场有他的唾液，也表明‘因兴奋过度导致旧病复发’所言属实。那么利用这两个真实的点，他很好地解释了第三起案子与前两起案子呈现出不同案情特征的因由，比如前两起案子为什么没有撬锁痕迹，以及为什么只有第三起案子留下指纹和精液。至于为什么首起作案没有出现丝袜因素，以及整个系列案件的作案动机，他都是以一个恋丝袜者的行为方式，给出了想当然的口供。现实中这些人会通过各种途径收集丝袜做纪念就不必说了，也确实听说过他们这样的人会向陪酒女或者性工作者索要乃至购买丝袜，被拒的经历应该也不少。”
“完全正确。”韩印拍拍杜英雄的肩膀以示赞许，接着嘴角露出一丝狡黠的微笑，“我现在还解释不了‘口红’的问题，不过我有个设想，等坐实了再说。”
“就算于作国目睹了犯罪现场，但他真能注意到挂在被害人脖子上的丝袜被系成蝴蝶结状吗?”艾小美看似要与韩印杠上了。
“当然!不是说了吗，于作国对丝袜有着难以想象的敏感度，我相信他不仅在现场特意观察了丝袜是如何打结的，而且在那以后还会时常回味和演练。”杜英雄抢下话说。
杜英雄与韩印一唱一和，艾小美终于哑火了，会议室安静下来。几分钟过后，顾菲菲提到一个最让人难以理解的问题：“那顶罪的动机呢?”
“孤独、恐惧、绝望。”韩印长吁一口气，眼神中流露出一股淡淡的怜悯与慈悲，鬼上身似的娓娓说道，“我是于作国，患有先天性疾病，打出生起便几乎被所有人忽略，孤独犹如宿命般无法冲破。我淘气、打架、不服老师管教甚至课间放火，不是因为我是坏孩子，只是太想让身边的人注意到我而已。‘丝袜杀手’让我羡慕不已，所有人都在谈论他，他仿佛神一样，有那么一刻，我很想成为他，想如他一般让所有人见识到我的存在。而逐渐地，我开始觉得，我即是他，他即是我。我试着向一些人袒露我的‘身份’，竟赢得前所未有的注视，我知道那是因为邪恶，心底却明明白白感受到一种快感，于是我决定要向全世界宣告——我就是‘丝袜杀手’!我很清楚会因此失去自由甚至生命，可是又有什么关系呢?妈妈也即将离我而去，早晚我都会成为那个孤魂野鬼……”
“因为总是与孤独相伴，所以不擅长与他人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最终只能以极端的方式来博取关注;因为母亲身患绝症不久于世，所以对生存感到恐惧，对生活感到绝望;作为成功商人的父亲的突然出现，又再度点燃他生活的希望，所以才有了那通打给父亲的翻供电话。”杜英雄若有所悟，操着沉重的语气，就韩印感性的换位自白，结合案件做出一番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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