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是理解不了，”艾小美下意识地摇了摇头，问道，“现实生活中真的会有人为了打破孤独，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吗?”
“有，而且比于作国要偏执得多。”韩印将情绪从于作国身上抽离出来，“瑞典人托马斯·奎克，曾对瑞典警方主动供认自己犯下30多起恶性案件，涉及杀人、分尸、强奸、吃人等异常残忍的犯罪情节，让整个国家为之震惊，他甚至一度被称为‘瑞典版的汉尼拔’。而荒唐的是，在其被定罪两年后，他终于在一次电视采访中承认，由于渴望受人关注，而且使用了大量药物，所以编出了弥天大谎，他其实从未杀过人，那些供认的案件细节，大多是从报纸上和图书馆里的相关纪实文献中看到的。”
“可是国情不同，瑞典没有死刑，如果咱们的法院认定于作国的犯罪事实，他肯定会被枪毙，他会不怕死?”艾小美还不死心，较着劲说。
“未必。”好半天没吭声的顾菲菲插话提示道，“咱们国家刑法中所指的‘精神病’，并不仅仅是医学上的精神病，它是法律意义上的精神疾病的统称，癫痫病属于司法精神病学界定的法律意义上的精神病，于作国患有癫痫病人格障碍，但又具备一定自控能力，系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再鉴于其为主动投案，判死缓的可能也是有的。”
“我觉得他倒不会想得那么深，主要是过程对他来说太有吸引力了，另一方面他可能也有些钻牛角尖，认定了的事情就不愿回头。”杜英雄此时思路非常清晰。
“行了，先不争了，总的来说，排除于作国的作案嫌疑只是一个方向，还需要扎实的证据。”顾菲菲摊摊手，重重地叹了口气说，“其实我倒是真希望于作国就是凶手，那咱们眼下的案子也好办多了。”
看着两个小家伙针锋相对地辩论，韩印脸上也无奈地泛起一丝苦笑，他知道自己给整个办案组出了个大难题——如果不是于作国，那真凶是谁?如果真凶逍遥法外，就具备复出作案的可能，那么眼下的案子可能是模仿作案，也可能是延续作案。从调查方向来说，必然要双管齐下，既分散精力，也需要消耗更多警力。
须臾，他与顾菲菲交换了下眼神，有针对性地做了一番部署：凶手把耿昊牵扯到案子当中，很有可能是一种障眼法，利用他扰乱警方办案思路，达到逃脱追查的目的，但也不能排除他就是冲着耿昊来的，接下来还得围绕耿昊以及其社会交往做文章。顾菲菲和艾小美显然与耿昊更容易沟通，所以韩印建议她俩协调张队一起去跟进这个任务;韩印自己和杜英雄则要试着去挖掘“3·19”案的真相，只是时间太过久远，两人得先盘算从哪一个切入点着手较好。
第八章 丝袜无罪
围绕耿昊的社会关系展开排查，重点是要寻找到一名身高在1.80米以上，略微有些驼背，腿部有残疾，走路跛脚的男性。当然身材特征也可能是一种伪装，所以对任何疑点都不能放松。
凶手从获取签名书到“偷窥”行程表，再到邮寄光碟，可谓步步为营，显然做过周密计划，也必定对耿昊有相当程度的关注和了解。除去通过网络和媒介，他有没有可能对耿昊进行过跟踪?又或者这个人有没有可能就来自耿昊身边?带着这样两个疑问，顾菲菲和艾小美再次找到耿昊，让他仔细想想案发前后身边有无可疑人物出现，尤其这几年有没有伤害过什么人或者与人结怨。
这冷不丁的，耿昊还真想不出来，一边为两人斟茶，一边大大咧咧地说：“近几个月我在外地待的时间比在西州长，没感觉有被人跟踪，也没觉得特别得罪过谁，打交道的人当中也肯定没有跛脚的!”
顾菲菲莞尔一笑，将茶杯端到唇边，愣神思索了下，斟酌着用词说：“我们听你经纪人田霜说，你前段时间与交往很多年的女友分手了，你觉得她有没有可能怨恨你?”
“是，领证那天我反悔了，她请了好多朋友和亲戚到登记处见证，结果我没出现，场面很难堪。”耿昊无声笑笑，自嘲道，“没想到我也做了回落跑新郎，这种事人家肯定得生气，不过后来我们开诚布公地谈了几次，我给了她一些补偿，最后还算和平分手，再说她一弱女子，有那杀人陷害我的能耐吗?就算她雇用别人，有可能做得那么像吗?”
“嗯，我们也只是提出一个调查方向而已。”顾菲菲怕他多想，赶忙解释一下。
“对了，”耿昊拍拍自己的额头，“刚刚你提到田姐，我想起一个人。”
“谁?”艾小美问。
“田姐老公，宋平。”耿昊特意强调了一句，似乎话里有话，“有一次我在他家吃饭，一起议论过那个案子，宋平好像特别感兴趣。”
顾菲菲当然能听出话味，顺势问：“田姐老公人怎么样?”
“怎么说呢，醋坛子一个，心态有问题。”耿昊讪笑一下，说，“宋平在银行做保卫工作，原先还算是个小领导，后来犯了点错被贬成普通保卫。田姐作为我的经纪人，要经常跟媒体和客户打交道，穿着打扮方面必须特别注重，再加上她也挺会保养的，整个人看起来算是光鲜靓丽。另外，在钱的方面我也没亏待过她，就她老公赚的那点死工资跟她根本没法比。宋平大概也感觉到和她之间差距越来越大，应该是有点自卑，总不放心田姐在外面应酬，整天胡乱猜疑，偷翻田姐的包，偷看手机短信，净干些不入流的事。尤其总怀疑我跟田姐有暧昧，有一次他在田姐包里翻出一盒避孕药，之后就闹开了，非说田姐跟我有事，还要动手打我，差点让我和田姐解除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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