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若怡调侃地说：“向检察官，我感觉太阳从西边出来了，检察官请律师吃饭可是稀罕事呀。”
向渊笑着说：“呵呵，检察官虽然穷点，但请你这个大律师吃个饭还是请得起的。”
陈若怡自嘲地说：“什么大律师呀，我们也是混口饭吃。”
向渊说：“你这还叫混口饭吃?你看你，开的是保时捷，我呢，开的是大众，你这还叫混口饭吃，不是寒碜我吗。”
陈若怡说：“这可是你自己选的，你可是全国优秀公诉人，要出来做律师，比我强十倍呀。”
向渊说：“你还别说，我还真动过心思。”
陈若怡好奇地说：“哦，说来听听。”
向渊说：“前段时间，有一个朋友的朋友的父亲出了事，涉嫌受贿两千多万，但实际上就是交股本金的时候没有交足，欠下的一百多万股本金公司老总替他交了，他心想以后的分红公司老总自己从里面扣就行了，后面就一直没有补齐，后面几年也确实产生了两千多万的红利，现在检方认定公司老总行贿，且两千多万的红利全部认定为受贿数额。这个朋友的朋友先是花五十万请了个律师，但是很不满意，找到我，请我帮忙看一下，我就用了一个晚上的时间，看完了案卷，再花半天时间，写了份辩护意见，结果他们觉得非常满意，硬要给我两万辛苦费。这个事情让我挺感慨的，像这种就两三本卷的案子，我们一年得办几十件甚至上百件呢，但我们拿多少?一年也就十来万，你们律师就这么一个案子就当我们好几年的工资，确实容易心理不平衡。”
陈若怡说：“那是，你这全国优秀公诉人，看案子的问题看得太透了，写的辩护意见绝对杀伤力极强呀，如果你真做律师，这份辩护意见是得值几十万。以你的公诉经验和在业界的影响力，出来做律师，一年几百万没问题。”
向渊说：“是挺诱惑人的。”
陈若怡故意逗趣地说：“那你还不赶紧辞职，到我们所来，你就是一块金字招牌。”
向渊说：“说说而已。”
陈若怡说：“怎么，还是下不了决心?”
向渊说：“一个人不能为钱活着。当一个人穷困的时候，钱主宰人，为了钱，喜欢不喜欢的事都得干，但当一个人觉得钱够花了，就不能再被钱宰了，就得主宰钱，想干的事就干，不想干的事就不干。这一点很多人都没想明白，每天都在为钱忙碌打拼，一生都成了钱的奴隶，忘了自己主宰自己的生活。”
陈若怡说：“我明白了，你还是热爱公诉，对公诉事业真的是有一份赤子情怀呀。”
向渊说：“呵呵，公诉情怀确实有。对了，今天请你来，主要是想聊聊钟天崖这个案子。你申请的非法证据排除，我在检委会上作了汇报，但没有被采纳。到了法院，我看你可以再提。”
陈若怡说：“唉，这就体现了刑辩之难呀。刑事诉讼法上有明确规定，司法机关要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中央也确实越来越重视律师的意见，但不管怎么说，律师毕竟只能提意见，采纳不采纳还在于司法机关。一个案件的决定权，在检察官、法官手里。”
向渊说：“一般来说，律师发现的问题，检察官、法官也能发现，只是认识不同、结论不同。所以现在刑辩律师大多喜欢搞程序性辩护，就是因为他们知道，实体上辩的空间不大，证据上、法律上检察院、法院这么定，肯定也是有一定道理、有一定依据的，所以只有在程序上找漏洞。”
陈若怡说：“我认为不光是程序漏洞的问题，有的案件确实存在违法取证。”
向渊说：“是，不过说实在话，违法取证在现阶段可能很难杜绝。除了自首的，有哪个犯罪嫌疑人到案后会老实交代的?谁都知道交代的后果是什么，不到万不得已，谁愿意缴械投降呢?我们国家羁押率为什么这么高，就是因为需要突破口供，再由供找证。西方国家就不一样，他们是以保释为常态，羁押为例外，因为他们有电子手铐、监控等各种电子侦查装备，把人放出去，根本就不怕他串供、毁证之类，他越这么做越会产生新的再生证据，对他更不利。此外，人家公民作证意识强，他们可以通过外围证据锁定犯罪人，由证到供，并不需要特别依赖口供，再加上有诉辩交易制度，所以用不着刑讯逼供、暴力、威胁，犯罪人都会自愿供述。我们国家的侦查科技化程度还很低，审讯基本上就是靠一张纸、一支笔，不用一些非法手段，哪有那么容易突破口供?所以程序方面的问题还是有不少，律师确实有必要加强程序辩护。”
陈若怡点点头，说：“呵呵，难得有检察官这么支持律师工作的。”
向渊说：“我们都是法律职业共同体嘛。对了，说到这里，我有个问题想问你，你一定要跟我说实话。”
陈若怡调侃地说：“问吧，一定如实‘供述’。”
向渊说：“当你明知这个人肯定杀了人，或者肯定是个贪官，但通过你的程序辩护，使他获得了无罪判决，你是什么感受?你会不会觉得多少有些罪恶感?”
陈若怡说：“我实话告诉你，没有，而且是一点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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