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出自英国诗人斯温伯恩(Algernon Charles Swinburne，1837—1909)的《阿塔兰忒在卡里顿》(Atlanta in Calydon)。
(8) 彼得壶即上文提到的沼泽地。
第五章 巴黎圣·奥诺雷街与和平街
我想这就是那只猫。
——《皇家海军战舰“围裙”号》(1)
帕克先生独自一人坐在圣·奥诺雷街的一个小公寓里。现在是下午三点，柔和而美好的秋日阳光洒满整个巴黎，但是这个屋子朝北，所以显得有点儿压抑。屋子里只有普通的深色家具，似乎很久没人住了。这是个男人的屋子，如俱乐部一般风格简约朴素，和它已故主人的冷淡、审慎保持一致。冰冷的壁炉旁边立着两把裹着深红色皮革的大椅子。壁炉架上有一座青铜时钟，它的旁边是两颗磨得光亮的德国子弹，一个石制烟盒，一只东方风格的黄铜碗——里面放着一支长烟斗。屋里还有几件极其精致的梨木雕刻和一幅查理二世时期一位十分华贵的妇人的肖像油画。深红色的窗帘，地板上铺着结实的土耳其地毯。壁炉对面立着一个高高的装有玻璃门的桃花心木书柜，里面整齐地摆着英法经典作品、大量的历史和国际政治读本、各类法国流行小说、许多军事和体育书籍，还有一套附带彩色插页的《十日谈》的法国着名版本。窗户下面是一个巨大的衣柜。
帕克摇摇头，拿出一张纸开始写报告。他早上七点喝了咖啡，吃了面包卷;他对这个公寓作了一次彻底的搜查;他拜访了公寓看门人、法国里昂信贷银行的经理、巴黎的警察局局长，但是获得的信息少得可怜。
从卡斯卡特上尉的票据中搜集到的信息大体上是这样的：
战前丹尼斯·卡斯卡特毫无疑问是个有钱人。他在俄国和德国有过一些不错的投资，还持有一个出产香槟酒的葡萄园的很大部分的股票，该葡萄园的经营相当红火。而在二十一岁继承财产之后，他离开居住了三年的剑桥去各地游历，拜访不同地区的重要人物，以从事外交事业为目的并进行相应的学习、研究。一九一三年到一九一八年间，正如书中所言，世界局势紧张，人们彷徨困惑、沮丧消沉。战争爆发的时候，他获得第十五郡的任命。借助于支票簿，帕克重建了这位年轻的英国军官的经济生活——休假期间花在衣服、马、装备、旅行、餐饮上的开销，桥牌债务，圣·奥诺雷公寓的租金，俱乐部的会费，等等。这些支出非常适中，与他的收入成比例。收到的账单都被仔细地作了标注，整齐地存放在衣柜的一个抽屉里。支票簿与这些账单的对账，还有被退还的支票显示出账目没有偏差。但除了这些，卡斯卡特似乎还有一项很重要的支出。这项支出始于一九一三年，数目很大，领款人是他自己，基本上是一个季度一次，有时间隔更短。至于这笔支出的目的，在衣柜中没有找到任何信息，没有与此相关的收据、备忘录。
一九一四年世界信托危机的爆发也给他带来巨大的打击，这在银行存折上略有反映。他在俄国和德国的投资陷入绝境，而在法国的股票也暴跌至原来的四分之一，战争狂潮席卷了葡萄园，带走了葡萄园的工人。战争第一年，在法国的投资还有一点儿实质性分红，随后账目贷方栏就出现两万法郎的缺口，六个月后又出现了三万法郎的缺口。在那之后经济的塌方加剧，帕克可以想象来自前线的简讯导致政府证券崩盘，过去六年的积蓄全部被通货膨胀和经济动荡卷走了。分红变得越来越少，越来越少，直至一分钱都没有，更糟糕的是，一堆的借据需要支付。
到一九一八年形势更加严峻，几个账目栏都表明他竭尽全力想改善窘况，在外汇市场上碰运气——通过银行购买德国马克、俄国卢比、罗马尼亚列伊。看到这个，帕克不禁想起自家桌子上那些价值十二英镑的雕刻家作品的复制赝品，于是充满怜悯地叹了口气。他知道它们分文不值，可他清晰的头脑里可容不下将它们毁掉的想法。很明显，卡斯卡特发现马克和卢比很靠不住。
大约就是从这时开始，卡斯卡特的存折显示有一些现金入账，有的数额大，有的数额小，没有时间规律，也没有什么连贯性。一九一九年，这样的入款总额达三万五千法郎。帕克起初猜想这有可能是卡斯卡特没有通过银行处理，而是自己操作的某些证券的分红。他仔细搜索了整个房间，希望能找出债券本身或者关于债券的备忘录，但是徒劳无获，他只好推断卡斯卡特把它们存在了一个秘密的地方，或者这些可疑的银行存款意味着他有另外的收入来源。
卡斯卡特似乎很快就设法从军队退伍了——当然，这要归功于他前一个时期经常拜访的那些政府要员——并且在里维埃拉休了个长假。随后他带着七百英镑来到英国，按照当时的兑换比例，这笔钱被兑换成相当数量的法郎。从那时起，他的收入和支出才开始保持基本平衡，与此同时支付给他自己的款项也越来越大，越来越频繁。到一九二一年，葡萄园投资也开始有好转的迹象。
帕克先生将这些信息都详细地记录下来，一边靠在椅子上环视这个公寓。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帕克对自己的职业产生厌恶感，似乎这剥夺了他加入男性社团的权利，其成员认为尊重彼此的隐私是理所应当的事情。他重新点燃已经熄灭的烟斗，继续将报告写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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