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开始唱另一首歌，不是我和凯蒂的歌，而是一首我不知道的新歌，我无法和她们合唱，便坐了下来，头靠在座位的隔板上。一位女孩拿着一盘猪肉焰饼到我们桌旁，是史温德斯太太招待的。我吃着这盘点心好一会儿，才能镇定下来。露丝和诺拉将手肘放在桌上，用下巴撑住头看我，忘了自己的故事。至于安妮，我可以在歌曲的停顿处，听见她对有所怀疑的雷蒙小姐解释：“不，我发誓，我们不知道。她脸上带着黑眼圈，手中拿了一把水芹，来到弗洛的家门前，从此住了下来。真是一匹黑马……”
弗洛伦斯转向我，她的双眼笼罩在阴影中。
当我找到一根烟点燃时，她问我：“你真的曾经是明星?你真的唱过歌?”
“唱过歌，也跳过舞，还有演过戏，在不列颠剧院里的一出童话剧演出。”我拍打着大腿，“‘大人，敢问我们的主公，卡西密尔王子身在何方?’”
我没有笑，她却笑了，“真希望我有看过你的演出!那是什么时候的事?”
我想了一会儿，然后说：“一八八九年。”
她嘟着嘴唇，“啊，那一整年都在罢工，没时间去音乐厅。我想想看，有天晚上，我好像曾经站在不列颠剧院外面，为码头工人募款……”她微笑，“我应该会喜欢巧克力钱币的。”
“那我一定会丢一枚给你……”
她将酒杯拿到唇边，思忖别的事，“后来发生什么事让你离开音乐厅?你做了什么?”
我之前承认了一些事，不过我还没准备好承认所有的事。我将盘子推向她，“帮我吃掉这块馅饼。”又将身子倾过她大喊：“我说安妮，给我一根香烟，好吗?这根不够劲。”
“看在你身为这里的名人分上……”
弗洛伦斯在露丝的帮忙下把馅饼吃完。在钢琴旁边唱歌的人们变得疲惫，声音也变得嘶哑，便回头打撞球去了。邻座的妓女们起身戴上帽子，我猜她们准备出去，到瓦坪和莱姆豪斯的普通酒馆工作。诺拉打起哈欠，看到她打哈欠，我们全都打起哈欠，弗洛伦斯叹了一口气。
她问：“我们该走了吗?我想现在一定非常晚了。”
“现在快午夜了。”雷蒙小姐说。
我们起身，扣上大衣的纽扣。
我说：“我得和史温德斯太太说句话，谢谢她请我吃馅饼。”在我对她道谢后——并在沿路上被一群女子拦下打招呼——我晃到撞球台的角落，向珍妮点头。
我说：“晚安，很高兴你贏了那枚先令。”
她牵起我的手，并且握一握，“晚安，金恩小姐!那先令和有你陪我们所带来的欢乐相比，根本不算什么。”
“我们还会再见到你吗，南儿?”她有刺青的朋友喊道。
我点点头，“希望会。”
“不过下次你得好好为我们唱首歌，你独唱，穿着全套男装。”
“喔，对啊，一定要!”
我没有回答，只是微笑，缓缓离开她们。我想起某件事，再度向珍妮招手示意。
当她走近时，我轻声说：“你觉得史温德斯太太会介意我留下照片吗?”
她随即从口袋掏出那张发皱的褪色照片给我，“你拿着吧。”又忍不住惊讶地问：“不过，你自己没有吗?我没想到……”
我说：“这是你我之间的秘密，我太快离开那份工作了。我失去很多东西，现在才在意起来。不过这张——”我注视着照片，“让我留有一点回忆没关系吧?”
“的确没关系。”她和善地回答。她看过我，看向弗洛伦斯以及其他人，微笑着说：“你的女孩在等你。”我将照片塞入大衣口袋。
我心不在焉地说：“她是在等我。”
我回到朋友身边，穿过拥挤的房间，爬上险峻的楼梯，进人二月夜晚的刺骨寒冷中。在军舰酒馆外面，道路又黑又静，然而，有阵遥远的喧闹声从盖博街传来。和我们一样，东区所有酒馆和杜松子酒馆的酒客开始摇摇晃晃地踏上归途。
我们一行人走路时，我说：“‘船里的男孩’的女孩和当地人，或是那些粗汉们，从来不会发生问题吗?”
安妮将衣领拉高以御寒，挽起雷蒙小姐的手，“有时候会。有一次，有些男孩将一只猪戴上一顶软帽，将它丢下地窖楼梯……”
“不!”
诺拉说：“千真万确。还有一次，有位女子在一场斗殴中被打破头。”
弗洛伦斯打着哈欠说：“这超出女人会做的事，是那女子的丈夫打的……”
安妮接着说：“事实是，这些地区龙蛇杂处，有犹太人、东印度水手、德国人、波兰人、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传道者……这些人早就见怪不怪了。”
在她说话时，有两个男人从街尾的一栋房子出来，瞧见安妮和雷蒙小姐挽着手、露丝将手放进诺拉的口袋，还有弗洛伦斯和我并肩走路，便低声咕哝，还发出讥笑声。当我们经过时，其中一人清清喉咙，吐了口痰;另一个在裤裆处圈起手掌，发出叫嚣和大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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