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开始唱另一首歌,不是我和凯蒂的歌,而是一首我不知道的新歌,我无法和她们合唱,便坐了下来,头靠在座位的隔板上。一位女孩拿着一盘猪肉焰饼到我们桌旁,是史温德斯太太招待的。我吃着这盘点心好一会儿,才能镇定下来。露丝和诺拉将手肘放在桌上,用下巴撑住头看我,忘了自己的故事。至于安妮,我可以在歌曲的停顿处,听见她对有所怀疑的雷蒙小姐解释:“不,我发誓,我们不知道。她脸上带着黑眼圈,手中拿了一把水芹,来到弗洛的家门前,从此住了下来。真是一匹黑马……”
弗洛伦斯转向我,她的双眼笼罩在阴影中。
当我找到一根烟点燃时,她问我:“你真的曾经是明星?你真的唱过歌?”
“唱过歌,也跳过舞,还有演过戏,在不列颠剧院里的一出童话剧演出。”我拍打着大腿,“‘大人,敢问我们的主公,卡西密尔王子身在何方?’”
我没有笑,她却笑了,“真希望我有看过你的演出!那是什么时候的事?”
我想了一会儿,然后说:“一八八九年。”
她嘟着嘴唇,“啊,那一整年都在罢工,没时间去音乐厅。我想想看,有天晚上,我好像曾经站在不列颠剧院外面,为码头工人募款……”她微笑,“我应该会喜欢巧克力钱币的。”
“那我一定会丢一枚给你……”
她将酒杯拿到唇边,思忖别的事,“后来发生什么事让你离开音乐厅?你做了什么?”
我之前承认了一些事,不过我还没准备好承认所有的事。我将盘子推向她,“帮我吃掉这块馅饼。”又将身子倾过她大喊:“我说安妮,给我一根香烟,好吗?这根不够劲。”
“看在你身为这里的名人分上……”
弗洛伦斯在露丝的帮忙下把馅饼吃完。在钢琴旁边唱歌的人们变得疲惫,声音也变得嘶哑,便回头打撞球去了。邻座的妓女们起身戴上帽子,我猜她们准备出去,到瓦坪和莱姆豪斯的普通酒馆工作。诺拉打起哈欠,看到她打哈欠,我们全都打起哈欠,弗洛伦斯叹了一口气。
她问:“我们该走了吗?我想现在一定非常晚了。”
“现在快午夜了。”雷蒙小姐说。
我们起身,扣上大衣的纽扣。
我说:“我得和史温德斯太太说句话,谢谢她请我吃馅饼。”在我对她道谢后——并在沿路上被一群女子拦下打招呼——我晃到撞球台的角落,向珍妮点头。
我说:“晚安,很高兴你贏了那枚先令。”
她牵起我的手,并且握一握,“晚安,金恩小姐!那先令和有你陪我们所带来的欢乐相比,根本不算什么。”
“我们还会再见到你吗,南儿?”她有刺青的朋友喊道。
我点点头,“希望会。”
“不过下次你得好好为我们唱首歌,你独唱,穿着全套男装。”
“喔,对啊,一定要!”
我没有回答,只是微笑,缓缓离开她们。我想起某件事,再度向珍妮招手示意。
当她走近时,我轻声说:“你觉得史温德斯太太会介意我留下照片吗?”
她随即从口袋掏出那张发皱的褪色照片给我,“你拿着吧。”又忍不住惊讶地问:“不过,你自己没有吗?我没想到……”
我说:“这是你我之间的秘密,我太快离开那份工作了。我失去很多东西,现在才在意起来。不过这张——”我注视着照片,“让我留有一点回忆没关系吧?”
“的确没关系。”她和善地回答。她看过我,看向弗洛伦斯以及其他人,微笑着说:“你的女孩在等你。”我将照片塞入大衣口袋。
我心不在焉地说:“她是在等我。”
我回到朋友身边,穿过拥挤的房间,爬上险峻的楼梯,进人二月夜晚的刺骨寒冷中。在军舰酒馆外面,道路又黑又静,然而,有阵遥远的喧闹声从盖博街传来。和我们一样,东区所有酒馆和杜松子酒馆的酒客开始摇摇晃晃地踏上归途。
我们一行人走路时,我说:“‘船里的男孩’的女孩和当地人,或是那些粗汉们,从来不会发生问题吗?”
安妮将衣领拉高以御寒,挽起雷蒙小姐的手,“有时候会。有一次,有些男孩将一只猪戴上一顶软帽,将它丢下地窖楼梯……”
“不!”
诺拉说:“千真万确。还有一次,有位女子在一场斗殴中被打破头。”
弗洛伦斯打着哈欠说:“这超出女人会做的事,是那女子的丈夫打的……”
安妮接着说:“事实是,这些地区龙蛇杂处,有犹太人、东印度水手、德国人、波兰人、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传道者……这些人早就见怪不怪了。”
在她说话时,有两个男人从街尾的一栋房子出来,瞧见安妮和雷蒙小姐挽着手、露丝将手放进诺拉的口袋,还有弗洛伦斯和我并肩走路,便低声咕哝,还发出讥笑声。当我们经过时,其中一人清清喉咙,吐了口痰;另一个在裤裆处圈起手掌,发出叫嚣和大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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