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与你们两位谈谈，”我对她们说道。“事情很重要。我中午在苏茜餐厅等你们。
”中午我走进布赖恩特路上那家安静的柜面餐厅，抬眼就看见了辛迪和克莱尔挤着坐在一个角落的小桌边。她俩脸上都挂着焦虑的神情。
“吉尔呢?”辛迪问道。“我们还想她会与你一起来的。”“我没叫她来，”我说道。我在她们对面的位置上坐好。“是关于吉尔的事。”“怎么了……”克莱尔点着头说道，一脸的困惑。
我把一件件事情细细说给她们听，当然最初是我们在一起跑步时，我看到吉尔身上的伤痕。
我讲了自己对这些伤痕十分震惊，也讲了我怀疑她在失去孩子后，可能是她在自残。
“这种事自古以来就有，”辛迪插话说道。“是吧?”“你问过她了?”克莱尔问道。她眼中的神情十分凝重。
我点点头，眼睛直视她的眼睛。
“那么……?”“她说，‘要是那不是我自己弄伤的呢?’”我注意到克莱尔在仔细观察我，想从我的脸上读出点东西来。辛迪眨了眨眼，她仿佛刚开始弄懂这其中的事由。
“哎，天哪，”克莱尔喃喃说道。“老天爷呀，你不是在说史蒂夫……”我点了点头，把到嘴边的话咽了下去。
小桌沉浸在令人窒息的静寂中。女招待走了过来。我们机械地点了午餐。女招待走后，我抬头看着她们。
“这个畜生，”辛迪摇着头说道。“我要割了他的命根子。”“算我一个，”我回答说，“昨晚我整整想了一夜。”“有多久了?”克莱尔问道。“这种情况有多久了?”“详情不知道。她只是说是那孩子的缘故。当她怀的孩子流产后，那疑神疑鬼的人把责任全推到她身上。‘你生不出孩子，对吧?自以为是。你甚至连每个女人都能做到的事也做不到。生个孩子’。”“我们得帮她，”辛迪说道。
我叹了口气。“有什么办法吗?”“让她搬出来，”克莱尔说道。“她可以住在我们中任何一位的家里。她想搬出来住吗?”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她是否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我想，她现在最难熬的是受到的屈辱。好像她做了什么对不起人的事。对不起我们。或者是他。这话听来奇怪，我想她还是希望证明自己能做个妻子，做个母亲的，做到他希望她做到的。”克莱尔点点头。“那么我们跟她谈谈，好吗?什么时候呢?”“今晚，”我答道。
我望着克莱尔。“今晚，”她同意地说道。
女招待端来了我们的午餐，我们吃着盘中的午餐，却没胃口。我们谁也没提案子的事。突然间，克莱尔摇了摇头。“好像我们都没话好说了似的。”“要看说什么了，”辛迪拉开她拎包的拉链。“我有点东西要让你们看看。”她从包里拿出一本边上是螺旋钩的记事本，撕下一页纸，上面写的是：罗杰·莱蒙兹。德维内尔大楼。555-0124。
“这个人是伯克利分校的教授，语言学系的。全球化问题专家。要当心，此人的生活观念，怎么说呢，可能与你们的不尽相同。”“谢谢。你从哪里弄来的?”我把纸折起来放进钱包里。
“对你说吧，”辛迪说道，“十万八千里外啦。”
第二部分 一种抗议的发泄手段
我尽可能不去想吉尔的事;我打电话给罗杰·莱蒙兹，最后在他办公室里找到了他。我们在电话上简单谈了谈，他同意我去见他。
走出办公楼，我深深吸了一口清新的空气。这些天来，我很少去海湾那边的街区。我驱车到那里后，把我那辆开拓者车停在电报大街上的体育馆附近。我顺着街道走去，街道两边有不少小贩，在叫卖兜售小工艺品和汽车保险杠上的小粘贴之类的东西。太阳洒在斯普劳尔广场上，三五成群的年轻学生背着背包、脚穿凉鞋席地而坐，也有的坐在阶级上，捧着书在专心读着。
莱蒙兹的办公室在德维内尔大楼里，那是幢颇为正规的建筑物，是方形主楼边上的裙楼。“请进，门开着，”我敲他办公室门时，里边传来浓重的地中海口音。这是否预示着我要面对的是个较为刻板、受过良好教育的英国式对手?莱蒙兹教授的办公室不大，屋里杂乱地堆放着各种书籍和报刊，办公桌上十分凌乱，莱蒙兹教授靠坐在办公桌后的椅子里。他的肩膀很宽厚，皮肤有点黝黑，额头前飘挂着一束黑色的鬈发，脸上有粒浅黑色的瘤。
“啊，是博克瑟警长，”他说道，“请坐，欢迎来作客。这屋里很乱，真对不起。”屋里有股陈腐味，混杂着书籍的迂腐味和烟草味。办公桌上放着一只烟灰缸和一盒没有过滤嘴的罗思曼斯牌香烟。
我俯身坐在他对面的一张椅子里，从包里拿出名片盒，递给他一张我的名片。
“凶杀科的，”莱蒙兹读着我的名片说道，他撅起嘴唇，脸上露出专注的神情。“这么说，我想您来找我，不是为了一些无赖的小打小闹吧?”“可能也是您感兴趣的事，”我说道。“当然，您知道，这些天来海湾这一带发生了一些事吧?”他叹了口气。“是的，即使是书呆子也会偶然听到外面的风声。真是悲剧。完全是反生产力的。法农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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