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弗朗兹·法农(1925—1961)：美国黑人作家、精神分析学家和社会哲学家。曾提出一种理论，认为某些神经机能病是由于社会的原因而产生，并为殖民地各族人民争取民族解放而写作，由此闻名。著有《黑皮肤、白面具》、《大地的不幸者》等书。
说过，‘暴力本身即是法官和陪审员’。然而，人们并不会对此感到十分震惊的。”莱蒙兹那种假惺惺的同情就像是牙医手中钻机的隆隆刺耳声。“您能告诉我，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吗，莱蒙兹先生?”“当然可以的，警长女士，只是您得先告诉我，您来这儿究竟有何贵干?”“是警官，”我纠正他说道。“凶杀科归我管。有人告诉我，您可能对这儿发生的事掌握有第一手的材料。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那些人竟然会把三个熟睡的人炸上天，还几乎杀死两个无辜的孩子，更把一个遇害者的内脏捣烂，以此来作为一种抗议的发泄手段。”“您刚才说‘这儿’，我想是指伯克利这宁静、充满学术氛围的校园吧，”莱蒙兹说道。
“我刚才说‘这儿’，是指那些人为非作歹的那些地方，莱蒙兹先生。”“是教授，”他回答说道。“罗曼语的兰斯·哈特荣誉教授”——我看见他眼中闪烁着微笑的光芒——“要是我们都讲究职称的话。”“您说过，您对这些谋杀并不感到震惊。”“为什么会感到震惊?”莱蒙兹耸了耸肩。“要是某个病人浑身是伤痛，有人对他说他是病了，难道他会感到震惊吗?我们这个社会被传染了病毒，警官，而传播病毒者却逍遥自在地来来往往，还在说‘什么，是我’?”“您是否知道，”他抬起脸继续说道，“那些财大气粗的跨国公司现在的产量值要比这世界上百分之九十的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都大?它们在世界各地扶植起政府，维持着所谓的社会责任体系。
“又为什么，”他讥讽地笑着说道，“当我们的种族神经被触动时，我们马上会对那种道德上的叛逆行径暴跳如雷，而一旦在经济上发生这种事时，却又麻木不仁，视而不见。这是因为我们不是以被压迫者的眼光来看待问题的。我们是从强权文化来看待这种事的。从大公司的角度出发，凭电视宣传来解读的。”“对不起，”我插嘴说道，“我来这儿是为了四个遇害者的事。有人遇害，命在旦夕。”“是的，真是这样，警官。这也正是我的观点。”我强忍着，不让自己冲上去拎住他的衣领猛抽他耳光。我克制着，从包里拿出温迪·雷蒙尔学生证上贴着的那张女佣的照片，以及警局模拟画专家画的模拟像，是与乔治·本戈赛恩一起走进克利福特酒店时被监控器拍摄到的那名女子。“教授，您认识这两个女人吗?”莱蒙兹几乎要笑出声来了。“为什么我要帮你们?是我们这个国家，而非这两个女人造就了这种不公正。请告诉我，是谁犯下了更大的不公正罪行?是这两个女嫌疑犯”——他把《记事报》的头版版面扔到办公桌上的我那一边——“还是我们这个统治体系中的这些耀眼明星?”我望着报上莱托尔和本戈赛恩的照片。
“要是这些人预示着要爆发一场战争的话，”莱蒙兹哈哈笑道，“那么我说，就让这场战争爆发吧。警官，眼下流行的话是怎么说的?”他微笑着说道，“是美国人津津乐道的那句话，那就试试吧。”我放好照片，合上拍纸簿，放回包里。我站起身，感到身心俱惫。趁我还忍着，没对他动粗之前，我转身离开了那个罗曼语的兰斯·哈特荣誉教授。
第二部分 在回办公室的路上
在回办公室的路上，我心里窝着一团火没处发，莱蒙兹那一通冷嘲热讽的说教，加上这案子的侦破工作一筹莫展，更使我心情烦躁不安。六点后我回到了办公室，心里仍然难平。我打了个电话给辛迪，约她在苏茜餐厅见面。也许边吃龙虾油炸玉米粉饼边谈事效率会高些。我需要我那些女伴替我出出主意。 我刚挂上与辛迪的电话，沃伦·雅各比走了进来。“杨鑫餐馆，”他说道。
“杨鑫餐馆?”“那儿可比吃油炸玉米粉饼好。又便宜。女士们都对中餐垂涎三尺。警官，你知道那种美味佳肴。到了那儿，别人会告诉你说，中国的秦朝就是因为鲜嫩美味的雏鸡灭亡的。
“你去哪儿了?”他坐下问道。他有事要对我说，我知道他脸上那诡秘的微笑意味着他有话要说。
“去那个人民共和国了，真是白费劲。你有新发现了?不是推荐餐馆那些吧。”“温迪·雷蒙尔的事有了一点线索，是对通报的反馈，”他微笑着说道。
这可把我的胃口吊起来了。
“是海湾那边一家赛夫威连锁小超市打来的电话，店里的夜班店员说他见到过照片上那张脸。现在派人去取录像带了。他说那个女人现在变成了一头红发，还戴了副墨镜。但她在付钱时摘下了墨镜数钱，那店员发誓说没看错，正是她。”“在海湾那边的哪里，沃伦?”“在奥克兰市的哈蒙大道。”我脑子里搜寻着那儿街区的情形，我俩都想到了同一点上。“那家发现小凯特琳的麦当劳餐馆就在附近。”从地理位置上看，这很符合逻辑。“把照片带去让附近的每家小店铺辨认。”“已经吩咐人去做了，警官。”雅各比眼中闪烁着那种我熟悉的光芒，也就是说他还留着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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