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厨房去打电话。我伸手时，电话响了。我像碰到热铁般缩回手。然后我拿起电话，非常缓慢。
“喂?”我小心地说。
“白小姐?”
“是。”
“这里是王俐南的秘书，王小姐下午想见你。方便吗?”
“好，”我说，“时间地点?”
“我们办公室。三点。”
“好。”我说。
“请准时，王小姐事情很忙。”
去你的，小姐，我想着掼下电话。
除了在门口受到三个恶徒威胁、接到黑函、被杀的双性恋者的无头脑情妇托交包裹外，又受到律师的秘书的气。既然如此，我不能再当乖人小姐了。我不再把消息提供给乔其安和马约翰。他们都不能倚靠，我必须保护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下地狱吧，朋友和敌人!
我先打个电话给葛氏的朱何白求他帮个忙。
“何白，”我说，“记得你告诉我万奥森有种，嗯，特别的嗜好?”
“嗜好?”他笑着说，“多么感性的说法!是，可以说他有种嗜好。”
“你能不能查出他有什么特别的人?经常的?”
停了一会。“重要吗，阿进?”
“是?”
“好，我尽我的力量，不能保证。我打几个电话。你今天都在吗?”
“我下午要出去，不管你有没有结果——晚上打电话给我好吗?”
“当然。”
“你真好。”
“我同意。”他说。
我又拿起笔记本，把今天这些疯狂的事全记下去。我写完，时间已经来不及去美国钱币协会了。草草吃了些水芹菜和西红柿赶去赴王俐南律师的约。希望不会迟到，她的秘书会光火。
外面已经下雨。我穿上塑料雨衣，走到百老汇才叫到出租车。
王俐南的办公室在四十二街北第五大道的丑陋大楼中。当你抬头时，会觉得它随时会向你倒过来。我在门廊里找了很久，才找到她的纪史王公司在三十六楼。
我立刻上电梯进去看她，我本来以为会让我等一会。她有力地和我握握手，请我坐在她笨拙办公桌前的皮椅上，她则坐在大旋转椅上。
她身穿黑法兰绒的套装，颈上是个领结，没有首饰珠宝，很少化妆。脸庞多肉，宽大而有力，一个坚强而厉害的女人。和我一样高可是比我胖壮，如果我篮球员，她则是美式足球员。她如果抽雪茄我也不会惊异。
“我知道海家聘你调查德玛丽新失窃案。”她开始说。
我不知道她是叙述还是问话，所以没有作声。
“我曾经反对，”她严厉地瞧着我，“我认为罪案最好由内行入调查。你说呢?”
“大多案子如此，”我同意，“而这件案子，内行人同意有家人介入。海家知道了，他们感到不快，所以要私人代表加以调查。”
“嘿……”她想了会说，“我想也没什么坏处。你发现什么了?”
“没什么重要的事，万奥森命案使这件事更复杂。”
“怎么会?”她大声说，“你以为是他偷的?”
“可能。”
她摇摇头。“我不懂，”她说，“他是个没有自律精神的虚荣儒弱男人。我不认为他是小偷。他倒像个玷辱老寡妇的人。”
相当粗鄙的意见。
“如果你能把调查进度告诉我，”她说，“我会十分感谢。是不是每周报告?”
她背后有一墙厚厚的法律书籍。她室内的家具都很硕大，颜色较暗，铜器发亮，表面洁净。在在看得出法律的完整与伟大。可是我不能任她压倒我，几小时前我在公寓里已经受够了。
“我认为这样做并不聪明，”我郑重地说。“我是海家聘用的。我答应为他们做每周报告。他们对你怎么说是他们的事。”
她不改表情，态度良好。“我所以这么问，”她轻声说，“因为海奇保是我的委托人，我自然要保护他们的利益。”
“不错，”我说，“海先生和你们合作多久了?”
“哦，”她说，“大约五年。”她诧异地望着我，“你问这个做什么?”
我耸耸肩。“没什么，只是随便问问。”
她皱眉起立。我也站起来，知道会面已结束。但是说了些话，透露出约我来见面的理由。
“还有，”她不经心地说，“我除了办公室和私人公寓外，我也在东六十五街租了个小公寓以便接见外地客人和顾客。早上我接到业主电话，说纽约警察局的人调查公寓是谁租的，谁住的等等。你知道吗?”
学校打蓝球时学来的自卫术;防守比进攻更重要。
“不知道，”我说，“这是新闻。我想因为万奥森的命案，所以他们调查所有认识他的人。”
“是，”她思量地说，“大概是。谢谢你来，白小姐。希望能再见面。”
我下去时雨势加大，第五街叫不到出租车，我只好在雨中跋渉到第八大道的四十二街——这条路可不是好看的地方。我边走边想王俐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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