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他就不会错吗?
我幸而立刻拦到一辆出租车，赶回办公室，安排接收海氏藏珍的工作。葛氏父子公司有自雇的警卫，我召了主管和两个大汉准备迎接装甲卡车。
它停在屋前时，我们的警卫在戒备，注意塑料盒子卸下送到地下金庠。我则站在金库打开的门边看货物运进。十三箱，包封完好。我又计数一次，十三箱，包装完好。
我替葛氏公司开了收据交给卡车司机。他和两个同伴走了。海氏藏币现在安全放在我们保险库中，厚门可以抵御子弹，但是它装设得十分灵巧，我一手便可以把它推开。
朱何白下来递给我一杯热黑咖啡。
“好了?”他高兴地说。
“安然无恙，”我说，“大功告成了。看我的手，还在发抖。”
“冷静点，阿进，”他劝我，“你这部份的工作完毕了。”
“大概是，”我说了，才发现我个人与海氏藏币的关系已经结束。下面是推销与拍卖人员的工作了。
“何白，”我说，“我要你看件会让你目瞪口呆的东西。德玛丽新。天下独一无二的艺术品。”
我放下咖啡杯。把架上第十三箱取下，打开塑料盒小心取出封起的柚木箱。我抱在臂上递给何白。
“看。”我说。
他低头下望，眼睛又慢慢抬起望向我面孔，他表情不对，眼光冰冻。
“看什么?”他低声问。
我瞪了他一两秒钟，低头看展示箱。
里面是空的。德玛丽新不见了。
你们一定知道狄更斯《双城记》中的开卷语：“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第二句是为我而写的;这是最坏的时代。
后来何白告诉我，他当时真怕我会昏过去。他向我移近，以防我瘫痪时可以抓我一把。
“你并不是变得苍白，”他说，“而是面如死灰。好像有人在你屁股上狠狠踢了一脚。”
我最初的反应是完全不信，然后是狂惑，再是愤怒。当我明白怎么回事后是冰冷的罪愆;我签了张价值三十五万元而东西没在葛氏金库中的收据。工作，事业，名誉都灰飞烟灭。我预见一个卑贱暗澹的将来，日思夜想地要猜测德玛丽新是如何在塑料盒里的封闭展示箱中被偷走的。
我们拉动警铃后，大家都跑来了。我要大家都证明柚木箱的包装和封印蜡都是完好的，蜡上还有海奇保的印记。然后问题来了：他用印时德玛丽新在里面吗?
我发誓。是的。大家都望着我。我不能哭泣。
葛史坦——上帝——是个穿着像企鹅的胖子。由他噘出的双唇与发亮的眼睛，看得出他在衡量这场灾难对公司有多大损失。
葛氏父子公司投有巨额保险以防这类的灾难发生。但是上帝忧愁的不是金钱而是公司的名声。如果这些古董会莫名其妙地失踪，以后谁还会把钱币、邮票、绘画、雕刻委托公司?
我开始检查其他十二箱，由玻璃盖看望过去，不敢碰到封印。完全都在——除了德玛丽新。上帝低声和杜莉萨商量一下，决定把这件损失通知海奇保，并且向纽约警局报案，再告诉葛氏公司的保险公司，海先生的保险公司，以及负责搬运的装甲车公司。
“我们最好也打电话给我们的律师，”葛史坦愤怒地瞪住我说，“一蹋胡涂，我们需要律师的意见。”
这天简直是像炼狱般地煎熬痛苦。先来的是纽约警察局的人员，再是装甲车公司的彪形大汉，后面是两家保险公司。最后来到的是葛氏父子公司的法律顾问：费沈律师事务所的华立门。
我把这件经过情形复述了至少有五六遍;说明钱币本来存放在箱中的情形，我如何见证封装展示箱，装进泡沬乳胶盒，再把盒子绑起来。我六次向天发誓说亲眼看见箱子放在十三号塑料盒时，德玛丽新的确在箱子里。
说起来奇怪，我把话说个不停，心中既不愤怒，亦不厌烦。事实上我倒很高兴把这个故事反复诉说，希望有什么人会听出点破绽来，大声喊：“哈!哈!你错了。事情不是这样!”
但是没人这么做。德玛丽新不可能遗失，但是这又是千真万确的事。
最后黄昏降临，街灯初亮，询问的人都走了，留下我一个人思忖大难会怎么临头。我十分希望打电话给海奇保，向他道歉，表示自己对遗失此一奇珍的遗憾。可是华立门对我说，绝不可和海家人有任何联络。
朱何白——神佑他——在这个可怖的日子里坚持陪着我，在询问过程中随时给我安慰。职员们纷纷离去，办公室灯光已熄，他说：
“阿进，你那里有长沙发吗?”
“长沙发?”我无神地说，“当然有。做什么?”
“我想今晚你不宜独处。我陪你回去。我睡长沙发。”
“哦，何白，”我说：“你无需麻烦。”
“我知道，可是我想去。答应我。”
“好!”我无助地说。
“你家里有吃的吗?”
“几盒冷冻晚餐。”
“好极了。有喝的?”
“有点葡萄酒、伏特加、草莓白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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