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布。”克莱尔开口了。她把摄像师之类的称呼全扔到一边，事情已经失控了。
“我手里抓着地毯卷，像根棍子。我是个出色的棒球手，能把球打出一英里远，击球力量比所有人都大。我个子又大，又有力气，像我爸爸，我真正的爸爸。”
“韦布，求求你。”
“他根本没看，不知道我在哪个位置。击球手就位。”
她再次换了方法。
“摄像师先生，我要你关掉摄像机。”
“投手掷球。是快速球，我看清了，容易，我准备好了。”
“摄像师先生，我要你——”
“就是这样。他转身了，我正要他转过身。我想让他看着，看着我。”
“韦布，关机。”
“他看见我了，他看见我了。我挥棒发力，要把球打出场外。”
“关掉摄像机。停下来，你什么都没看见，停下来!”
“我在挥棒。他看见我了。他知道我击球力量多么大，他现在害怕了。他害怕了!我不怕!再不害怕!再不害怕!”
克莱尔绝望地看着，看着他紧紧握住一根无形的球棒，挥棒击球。
“击球命中。击球命中!一股红，一股红色。球飞出去了，飞出去了。本垒打，飞得远远的。飞出去了，飞出去了。再见，再见了，混账先生。”他安静下来，过了好长一段时间。克莱尔密切观察着他。
“他站起来了，他又站起来了。”他停了停，“干得好，妈妈，”他说，“接着球棒，妈妈。”他伸出手，像递过什么东西。克莱尔差点没控制住自己，几乎要伸手把东西接过来。
“妈妈在打他，往头上打。好多血。他不动了，不动了。都结束了。”
他沉默下来，瘫在躺椅上。克莱尔也瘫倒下来。心跳很快，她伸手捂住胸口，好像以此阻止心脏跳出胸腔。她眼前只有一个场面：雷蒙德·斯托克顿被一卷铁硬的地毯打得从阁楼楼梯上摔下来，摔下来时又撞伤了头，接着被他的妻子用同一卷地毯结果了性命。
“我要你完全彻底地放松下来，韦布，我要你睡觉。睡吧，就这样。”
她眼看他的躯体更深地陷进椅子。克莱尔刚抬头，又一次猛吃一惊：罗马诺正站在年儿，死死地盯着她，手靠在枪柄上。
“到底出了什么事?”他厉声问道。
“他现在正处在催眠状态，罗马诺先生。他很好，没事。”
“我凭什么相信你?”
“我想你只能相信我的话。”她还没从这一连串事变中恢复过来，实在无力与这个人争执。
“你听到多少?”
“我正要回来瞧瞧他，就听见韦布大叫大嚷。”
“他正在将过去某些非常微妙的记忆发泄出来。对他所说的情况我还不太明确。可是能做到现在这样，这是跨出了相当大的一步。”
克莱尔的法医经历给她提供了几种可能的解释。使用的武器是卷成筒的地毯，显然这是早有预谋。斯托克顿摔在地板上，他头部的伤口肯定会沾上地毯纤维。
如果地板上的地毯和放在阁楼上的其他地毯是同一种的话，警察便会想当然地认为他伤口里的纤维是摔在地板上时沾上的，而不会想到有人在阁楼上用卷成筒的地毯狠狠打了他。针对他有那么多家庭暴力的申诉，大概人人都会为他终于丧命感到高兴，也包括警察。考虑过继父之后，克莱尔接着研究那位做母亲的。
韦布说过是夏洛特·伦敦把衣服堆在那里的，卷成筒的地毯也是她提供的吗?是不是她教她又高又壮、十来岁的儿子除掉了那个滥施暴力的继父?那个女人下定决心要用这种方式料理这件事吗?一个男孩，在亲生母亲唆使下协助杀害了他的继父，从心理健康的角度看，没有什么比这个更糟了。
克莱尔望望韦布。他还坐在那里，宁静平和，闭着眼睛，等待她的下一个指示。现在她也明白为什么他成了一个梦游型的人。在家里遭受严重虐待的儿童常常退缩回内心想象出来的世界，以此抵御存在于现实里的可怕行径。
这样的孩子会在头脑中臆造出朋友，以此抵抗孤独，还会编织美好的生活、美妙的经历，借以回避现实中的不安全感和压抑感。正因为这个缘故，他才对营救队里自己的小队如此依恋，在执行命令方面有超群的能力。他巴望着取悦别人，并且被别人接受。
她看看罗马诺，又想起一个新问题。她不能透露患者的任何秘密，所以必须好好想想，巧妙地提问。韦布从前告诉她他没吃什么药，当时她相信他的话。可从她刚刚了解到的情况看，她怀疑他可能在服用某些药物以抵抗内心创伤，这种创伤无疑正渐渐侵蚀着他，要将他彻底吞噬。她示意罗马诺来到远处一个角落，不让韦布听见他们的话。
“韦布可能在吃什么药，你知道什么情况吗?”
“韦布自己说他在吃药?”
“我只是怀疑。这种问题精神病大夫必须问，差不多算是标准治疗程序。”她含糊其辞地说。
“很多人吃药，为了睡得好点。”罗马诺分辩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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