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伊朗举行了全民公投，通过了新宪法，并选举阿亚图拉·霍梅尼为最高领袖。尽管有报道称反对派团体发起了零星的抗议，可结果依然板上钉钉。伊朗当局释放了几名美国使馆的人质，可大多数人还是像夏洛一样被关着。当月稍晚些时候，苏联入侵了伊朗的东邻阿富汗。虽然伊朗没受直接影响，但此事依然凸显出这一带是世界火药桶的现实状况。
岁末年初之际，努里已完全变了个人。他没日没夜地在外奔忙，但也并没像哈桑那样加入革命卫队，因为他没穿制服。那他到底在忙些什么呢?安娜不止一次问过他，可他总是拒绝回答，一再说这不关安娜的事。他偶尔也会在家，不过除了吩咐安娜洗衣做饭外，其他时间一律沉默，而且即便指使安娜干活也是三言两语，颐指气使。每当安娜问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时，他总说变的是安娜自己。他还反过来批评安娜不遵循伊斯兰教规，不穿罩袍，不是个温顺的穆斯林妻子。
终于，安娜也变得沉默寡言。努里不允许她打电话，不过即使让她打，她也不知道该打给谁。安娜唯一的朋友成了人质，她和努里几乎形同陌路，努里的家人本身也有一堆头疼的事，她自己在伊朗开始的新生活也并没多久。想当初，她有个对自己疼爱有加的丈夫，一个热情接纳自己的家庭，还交了一个朋友;可现在，她的精神支柱在一点点垮塌，犹如模糊的梦境在晨光中消逝。
这样的日子循环往复，安娜逐渐精疲力竭，儿时那种被孤立的感觉再度袭来，重重地压在心上;可现在不同于儿时，因为已经尝过了被人关爱的滋味，所以这一次简直令她难以忍受。为了生存下去，安娜使出了老办法——像一个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症1的囚犯那样生活：把家里擦得一尘不染，每天花大量时间做饭，甚至开始阅读《古兰经》——尽管她觉得里面的内容既暴力又古板，打心眼里没觉得安拉是个仁慈的神。
日子一天天过去，努里依旧对安娜不理不睬。安娜想方设法去改善自己和努里的关系，现在她只剩下最后一招了。她很不情愿这么做，因为这将打破她独立的底线。可她已经山穷水尽，所以只能试试;如果还是不管用……想到这儿，安娜不禁打了个寒噤。
第二天一早，努里出门前，安娜让他帮忙打个电话。
一小时后，门铃响了;安娜开门道：“早上好，罗娅。”
身穿黑色罩袍的罗娅朝安娜甜甜一笑：“感谢真主，安娜。接到你的电话真高兴。”
安娜和罗娅乘出租车七绕八弯地来到德黑兰市中心的一栋小房子，找到了一家卖罩袍的铺子;称之为铺子是因为这根本不能算是个商店，而且开在这栋房子的一个角落里。这一带，安娜完全辨不出东西南北。
她们爬上陡峭的楼梯，到了最顶层，来到一个敞着门的狭小潮湿的房间。房间里每面墙都被行将散架的柜子占据了，大多数柜子里都塞满了一捆捆布料，布料几乎都是暗色调的。其中一排柜子上塞满了书籍、小册子和杂志。
门前放着三个橱窗模特，都是女性;确切地说是用黑色金属架支撑起来的人头模型，长着一副卡通人物的脸，面无表情，跟安娜随手在纸上画的人脸差不多。每个人头都披着黑色的布料，不过披法略有不同。一个是传统的圆形围法，一个呈倒V型，还有一个在前额两侧上方分别呈小小的V型。
“那就是面纱。”罗娅兴致勃勃地用手指着模型说，“看，够你选的。”
安娜咽了下口水，勉强点了点头。
“有人吗?”罗娅用波斯语喊道。不一会儿，一位腿脚很不利索的驼背老人从里屋走了出来。罗娅告诉老人她们来这儿的目的后，老人笑着打量了安娜一番。安娜注意到他的门牙全都掉光，剩下的牙齿也全黄焦焦的。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把软尺递给罗娅，罗娅量了安娜的头和肩膀。老人这时对安娜说了句话，可由于他口齿不清，加之说的是波斯语，安娜摇了摇头。
“他问你想要多少。”罗娅翻译道。
“你觉得买多少比较好?”
“两件比较好。在家没必要戴。”
“两件。”安娜用波斯语回答道。
老人又问了安娜一个问题。
“他问你要哪个。”
安娜看了看那三个模特，然后指着传统的圆边面纱说：“那个……”然后又指了指两侧带有尖角的说：“……还有那个。”
罗娅咧嘴笑道：“跟我的一样。”
安娜从没注意罗娅戴的是什么式样，现在才看出来。
她们乘出租车回到谢米兰后，罗娅就煞有介事地教了安娜出门时怎样穿戴罩袍。安娜觉得，这最后一点自由，自己就这么放弃了!
那天晚饭过后，安娜对努里说：“我有样东西要给你看。”
努里沉着脸说：“我没工夫。”
“就一分钟。”安娜走进厨房，把罩袍拿出来戴在身上。她像罗娅教的那样在下巴处把罩袍夹住，轻手轻脚回到餐厅。
努里抬起头来;安娜左右各转了一圈，把罩袍展示给努里看，可努里什么话也没说。
“你觉得怎么样?”安娜问。“罗娅带我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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