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思忖道：他为什么自称彼尚，而非爸爸?努里刚和他吵过架，不过夺门而出的是努里。安娜将门开了一条缝。
彼尚看到安娜时，抿紧了嘴，显得很尴尬：“你能下楼吗?我们煮点茶喝。”
安娜有些吃惊，不过这还在情理之中。她一向很尊重公公，也觉得公公关爱自己。她能想象到自己现在眼睛红肿、泪渍斑斑、脸色惨白的样子，不过还是点了点头。
等她洗好脸下来后，公公已经准备好了茶碟、糖碗和茶杯，正在烧水;他手边放着一个手绘的茶壶，这是努里和安娜收到的一件结婚礼物。
努里的父亲一边舀了一勺糖到茶杯里，一边说：“安娜，看到你的生活变成这样，我很难过。”
安娜没说话。她得小心些，因为她不知道公公究竟什么意思。
“这个国家正在走向毁灭，很难想象还有什么能留下。”努里的父亲好像没指望安娜回应，自顾自地说道。
“包括我的婚姻。”安娜说。
努里的父亲转过身，背靠着吧台1，说：“关于努里，有件事你得知道，也许你已经知道了。我们把孩子养大，嗯，就像你们美国人说的，我们把他们惯坏了，可这就是我们的文化，我们把他们当成掌心里的宝。努里是被宠大的，就像国王养的那只孔雀一样，他曾经是个好孩子，骄傲、自信、英俊，无所畏惧。”
“我知道。”安娜差点笑了。她想起以前的努里，那个让她飘飘然的、在芝加哥读诗给她听的、和她温存的努里。她想起他曾是那么完美、那么充满男性魅力、那么多愁善感和那么可靠。想当初，自己刚来伊朗成为努里的新娘时多么开心啊!
“就像孔雀一样，他心高气傲，美丽而自负。”努里的父亲说着停了一下。“可其实呢他事事依赖他人——通常是依赖我们，他没有主心骨。如果身边的世界垮塌了，就像现在一样，他就会无所适从。这也是我们家现在的遭遇。我们虽然都在努力抵御，但也都很盲目。”
安娜咽了下口水。其实她内心深处从一开始就知道努里是这样的人。在芝加哥时，努里搬进了她的公寓，是她照顾着努里。是她鼓励努里写论文、去和别的伊朗学生交往、去参加政治活动的。努里很依赖她。
“努里当时就想去一所很好的美国学校学习，然后回国当一名工程师，成为特权精英阶层的年轻商人。”
彼尚说的没错。他们回到伊朗后，努里就转而依赖父亲了;父亲会为他找工作，买房子，排忧解难。
“可后来，革命爆发了，一切都变得混乱起来。现在新秩序建立了，形成了新的精英阶层。努里的梦想破灭了，他不知该怎么排解自己的愤懑，所以便发泄在了你身上。他这么做当然大错特错，可也不是没法理解。”
安娜反复琢磨着这些话。公公说的没错。革命开始后，哈桑就成了努里的主心骨。努里费尽心力寻找自己的立足之地，扮演别人为他设定的角色。
“当然，这是我的错。”彼尚说。“帕尔文和我应该把他教育成成熟自信、责任感很强的人。”
安娜皱起眉头，问道：“讲这些干什么?”
“因为我想让你知道努里并不是坏人，他只是很不成熟，很恐慌。而你比较有主见。我始终认为你是他最好的选择。你能等他熬过这一阵吗?我知道这很难，也知道你俩一度很幸福。我也相信，这一切……”彼尚挥挥手，“只是暂时的。这场闹剧……会结束的。”
安娜凑过去在彼尚脸上轻轻一吻：“您真是个好父亲!”
彼尚握住安娜的手——似乎快要哭了。
“我有个问题。”
彼尚眨眨眼。
“是你没收了我的护照吗?如果是的话，为什么没告诉我?”
“你不知道?”彼尚关切地问道;神情中看不出有任何虚伪。
“我以为努里告诉你了。婚礼前我就告诉过他了。伊朗的法律规定非伊朗籍的妻子需要上交护照。”
“没人告诉我。我一直以为我的护照放在楼上的保险柜里。”
彼尚叹了口气，摇摇头说：“抱歉，安娜。”他望向远处，眼中充满了忧伤。“我一直在等你申请伊朗护照，其实早就该察觉到你对此毫不知情。”
安娜相信了他。是努里做得不对;又是努里。彼尚再次向安娜道了歉，然后收拾好东西走了。安娜把他送到门口，又目送他一程。她能理解彼尚，毕竟他是努里的父亲，深爱自己的儿子。他说的没错：也许努里专横霸道，喜怒无常，但那些都不过是嘴上逞强而已，他内心其实十分脆弱、十分恐慌，仿佛在一片陌生的水域挣扎，而唯一的出路就是宣泄愤怒。
想到这儿，安娜心中忽然燃起一线希望。如果努里耳根子这么软，那么自己也有可能说动努里;她不能也不愿告诉彼尚自己想要要离开伊朗——可她必须离开!
那晚哈桑也出人意料地来了，他最近一直都没怎么露面。安娜疑心这是因为他一直在给努里洗脑，所以不好意思过来。但他来了之后，安娜就不这么想了。努里让她待在卧室，再三叮嘱她不得下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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