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世道，人死了留下的只有破烂。”她拿起格子衬衫，把眼镜和身份证卷起来，和其他东西一起塞回旅行袋。我以为她还有话说，她已经开始往外走了。我们冒了那么大的风险，拿回的东西却没什么价值。
“就这些了?”我问。
“差不多。”
“现在怎么办?”
她说：“你要是愿意，我们一起吃点东西，商量商量。芝士汉堡最好了。”
我饶有兴致地盯着她。“这主意真不赖。”
珀尔和费利克斯坐在靠窗的位置，窗外就是野马车停的地方。我排队点餐，付账，等着配餐：三份芝士汉堡，两份巨无霸，三份大薯条，三杯可乐。巨无霸是给他们点的，我舔舔包装纸就行了。我端着餐盘走过去给大家分餐，我注意到珀尔把背包放在身边，旅行袋夹在两脚之间。
我们安静地享用着香甜的芝士，美味的牛肉，松软的面包，外加从小塑料袋里挤出来的可口的番茄酱。我多要了几包盐，几个人吃得千干净净，什么防腐剂、添加剂、氯化钠，统统下了肚。
我让费利克斯把桌子收干净，然后回到停车场上了车。“送你们去哪儿?”
珀尔说：“到海滩就行，然后我们自己想办法。”
我开动野马，驶过两个街区，然后右转上了米拉格鲁，往卡巴拉大街开。饱餐一顿外加紧张情绪快速缓解，我昏昏欲睡。为了保持清醒，我问：“你们怎么会流浪街头的?这事可不好玩。”
费利克斯把身体挤在前排座位之间，像是被家长带出门放风的狗狗。“比你想的好玩多了。我15岁和我爸住在一起的时候就离家出走了。”
珀尔笑了。“这小子有癫痫。脑袋受过伤，对吧?”
“是。我妈拎着榔头追我，说算我走运。她没绷着脸，还笑呢。那一下把我打晕了，醒过来的时候眼前全是星星，不知道自己在哪儿。没流多少血，可我的心碎了。从那以后我开始发作，一天10到15次。”
“他妈说他是故意让她难堪，”珀尔说。
“没错。两年她都没有带我去看病，说我发作是装出来吓她的。我经常好好的就突然倒在地上，大小便失禁。”
珀尔说：“等他妈想起来带他去看病的时候，他的脑子已经坏了。”
“她说反正我也没什么脑子，损失不大，一直吃药就没事。”
“是的，你可别忘了，”珀尔用手指指他。
他开心地笑了，金属牙套亮了一下。“她可厉害了，她和丹迪一起照顾我。”
“比你妈好，肯定的。”
我从后视镜里看着他的眼睛。“谁给你付牙套钱?”
“我爸。”
“他怎么了?”
“我想是烦我了吧。有一天他走了就再没回来，后来我就自己一个人了。”
“你呢，珀尔?”
“就担心你会问。我一直没工作，一辈子就没工作过，我全家都一样。不对，我老爸有次在工地上千过两星期零两天。他说工钱太少，活太多，认为又是剥削穷人的新花样。后来我们就靠国家救济生活，”她说。“你呢?你干的这行，每天都做些什么?”
“各种事情。代办手续，去法院调档，背景核查，有时做监视。一个案子结束，我要写报告，寄发票，才能付我自己的账单。”
“你瞧，你瞧瞧，我就没账单，我不欠别人一分钱，所以我比你过的好。”
我瞪着她，这是玩笑话吧。
“到那就行了，”她指着卡巴拉大街和州街交会处。
我停在路边，对面是靠近码头的停车场。“你们有地方睡觉?”
“只要警察不赶我们，”她说。
对此我不乐观，其实我能想到的唯一办法就是邀请他们去我那里。去了之后呢?他们俩睡在沙发床上?费利克斯睡沙发，珀尔和我一起睡床?“我给你们钱住汽车旅馆，”我说。
“我们不是要饭的，波加特才是，”她说。
“对不起，我错了，”我说。
费利克斯说，“没关系啊，你不是故意的。谢谢你请我们吃饭。我拿了两包番茄酱，饿的时候吃。”
他们俩下了车，珀尔提着背包，费利克斯像抱小狗一样抱着旅行袋。
“你们俩要当心，”我说。“那帮人可能会报复的。”
“我不怕，”她说。“全是蠢货。”
我走的时候一直从后视镜里看着他俩。他们没有走，显然是不愿意让我看到他们的去向，不想让我知道他们去哪里过夜。多么奇怪的一对：珀尔胖得像只水桶，费利克斯是戴着牙套、留着雷鬼头的白人小孩。可为什么看到他们，我就鼻子发酸?
周三早晨，完成每天的常规运动之后，我来到办公室，煮上一壶咖啡，查看邮件，准备开始一天的工作。虽然没有新客户，我仍然觉得坐在办公桌前更愉快。我拿出索引卡片，准备记些备忘。这时电话响了。
是阿伦·布卢姆伯格，他对我表示歉意，周一的电话拖到现在才回。
“不要紧的，”我说。“我知道你忙，我想你有空就会回电话的。萨克拉门托有回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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