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正是我不想继续的原因。如果判断正确，那四张R叔叔的黑白照片就是我唯一见过的父亲的照片。如果照片在我手上，那感觉必定心如刀绞。如今，它们和其他文件一起锁在戴斯的保管箱里。等我走完法律程序，就可以拿走它们。
我拿出电话号码簿，找到黄页里的“律师”一栏。在“遗嘱、信托和房产规划”分栏里有21位律师，我一个也不认识。还不到中午，我拿起电话打给我的律师朗尼·金曼，碰上法律问题时我首先会找他。这种事情在我的事业发展过程中有过那么几次。我离开加利福尼亚职工忠诚保险之后，有三年时间和他共用办公室，他允许我使用他的会议室接待客户。
他的公司逐渐发展壮大，办公面积不够了，便在州街南边买下了一幢办公楼，两年前搬走了。我忽然发现自己从来没拜访过他的新办公室，多少有些不好意思。往好处看，说明我没有被捕，没有坐牢，没有法律问题。与此同时，我不得不再次承认我成长过程中的缺憾。金姨妈没有教会我如何维持朋友关系，我自己也没机会习得这项技能。或许我现在该装成热情的朋友了。我拨通了朗尼的电话。
接待员接起了电话，我报上自己的姓名，请求与朗尼通话。接待员说朗尼出国了，预计下周回来。
“约翰·艾夫斯呢?他在吗?”
“他不在，女士。艾夫斯先生已经离开公司，自立门户了。如果您需要，我可以给您他的电话。”
“马丁·切尔滕纳姆呢?”
“他去洛杉矶了……”
“还有谁在?”
“我可以帮您接齐默曼先生。”
“他擅长哪方面?”
“人身伤害。”
“哪一位擅长财产处理?遗嘱、死亡之类的?”
“伯克·本杰明。”
“好的，就找本杰明先生。”
“本杰明女士。”
“好的，请帮我转接。”
“她现在不在，午餐后会回来，我帮您预约好吗?”
“好的。我是朗尼的朋友，也是长期客户。如果本杰明律师有空，我一点钟可以到。”
“应该可以，我记一下。”
“非常感谢。”
我留下了姓名。她询问电话号码，我也非常配合。我以为她还要信用卡号，类似餐厅确保客户不失约的手段，但是她没有。
利用见律师之前的空当，我拿出索引卡，把戴斯保管箱中所有信息转记下来：加州驾驶执照，地址，社保卡号，儿子在贝克斯菲尔德的住址，就是没有电话号码。其他的一些信息我也转记到索引卡上，总比带着厚厚的文件夹轻松。我专门拿了一只文件夹存放所有的复印件，看来还有很多事情要办。
朗尼在州街买下的3层办公楼原本是清春冰淇淋公司的产业。那家公司成立于1907年，在1931年大萧条时破产。清春这个名字以及1907这个年份以哥特式字体镌刻在入口处黑灰色的石头门楣上。在公司运营的24年里，一楼一直是清春冰淇淋卖场，后来陆续成为快餐，糖果、可乐、茶点的卖场，上面两层用来办公。我了解这些因为前门右侧的牌匾上记载了大楼的历史变迁以及它成为历史性地标的原因。
我推开玻璃门进入大厅，发现四周的墙壁全部露出内部的砖头。市政府一定是要求朗尼进行防震加固，而钢筋与支架这些现代建筑的基础结构都埋在墙里。我怀疑眼前这些材料是从镇上别处拆下来的。天花板拆掉了，站在大厅中央可以从一楼一直看到高高的圆顶。以黄铜为骨的弧形玻璃顶好似一张巨大的伞，阳光透过玻璃直射下来。
中庭的铁艺旋转楼梯通往第二、第三层，每层都有许多办公室。接待区很大，显得正中心四厘米厚的玻璃桌十分渺小，桌上陈列着各种老式奶罐和搅拌机。墙上挂的不是艺术品，而是上世纪前叶圣特雷莎的黑白老照片。戴圆顶礼帽、穿三件套西装的两位绅士严肃地站在大楼前，旁边停着骡拉的牛奶车。在1926年地震之后的照片里，大楼两边的楼房都震塌了，唯有清春办公楼逃过一劫。
地面铺设的白色大理石上间隔有黑色图案，可能是仿照原先的装修。我发誓空气里全是香革冰淇淋的味道。我查看了指示图，找到伯克·本杰明的办公室，201室，应该在二楼。老式的电梯仍在运行，笼子一般，外罩锃亮的铜门。我走进电梯，拉上铜门，按下铜制的“2”按钮。电梯慢悠悠地向上爬，电梯笼子对面墙上贴着的清春公司精美的海报和广告倒是很好看。
我走出二楼电梯，接待员抬起头，露出愉快的笑容。她50岁左右，满头灰发，穿一件灰色手织毛衣裙。灰色调并未显得她面色灰暗，相反，她浑身散发出动人的温柔气质。
桌上的姓名牌上写着赫斯特·马多克斯。“我叫赫斯特，你一定是金西。”
“是的，很高兴见到您，”我们相互握手。
赫斯特看了一眼老式挂钟。“本杰明律师很快就到。你坐一会好吗?喝点什么?水还是咖啡?”
“不用，谢谢。”
我坐在一张欧式沙发上，焦糖色的天鹅绒沙发套简直让人禁不住想舔一舔。我面前的玻璃茶几上摆着《福布斯》《ABA杂志》《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还有5本法律杂志，3本《人物》，我不由一阵兴奋。我不看拳王泰森的报道，略过关爱老龄人口的长篇大论。鉴于我孤儿的身份，我不会遇到此类问题。亨利和他的兄弟姐妹虽说都是八九十岁的老人，但他们一直生活自理，假如有人生了病，其他兄弟姐妹一定会倾尽全力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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