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
“身份判断错误。不是我，而是另外一个人口述了那封信——也许那个人和我长得很像。根据妮娜小姐的描述，她只是粗略的扫了一眼那个男人，看到他戴着遮住眼睛的宽边草帽。她当时可能过于紧张。她看到我在邮局，所以上船之后就以为我和那个她在勋爵家见过的人是同一个人。那个人的穿戴——白色T恤、工作裤和破旧的草帽——是岛上每个农民和工匠平时穿的。所以我去勋爵家看望莱斯利的时候才穿成那个样子——避免引起注意。任何一个不想引起注意的人都会那么穿。”
“您给我读过稿子，凯斯小姐说即使她每天都能见到勋爵家那些黑皮肤的仆人，可还是记不住他们的模样和名字。她怎么偏偏能清晰地记得那个黑皮肤人的样子，何况他们只见过一面?对我来说，所有中国人长得都一样。也许对凯斯小姐来说，每个印度人或者黑人都长得差不多。”
伍利兹一边听，脑子里一边回想那份手稿上的话——那些未曾念给道森听的话：
自杀遗言——我可能认错了人，把事务长门多萨当成是那名不识字的花匠，或把花匠认作邮局里的那个人。其他一切都是我想象出来的吗?是因为我一直怀疑船上有人监视我?我脑子中的细胞已经凝固了吗?还是我心理机制中的棘齿和轮子生了锈，使整个大脑变得迟缓了?我能为内心的怀疑提供确凿的证据吗?只是脑子里有点印象——对现实世界的恍恍惚惚的印象......
现在，至少有一件事令伍利兹头疼：这会不会是巧合呢?妮娜恰好把那个让她帮忙写信并签上莱斯利·道森名字的人认成是和莱斯利·道森秘密结婚的人。道森显然很聪明，也很沉着。无论他有罪还是无辜，他已经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几乎无法驳倒的解释——身份判断错误，尽管这种解释不一定是真的。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法庭都会假定他说的是实话。他为人头脑冷静、思维清晰，即使忍受丧妻之痛或是假装忍受丧妻之痛，也不会自乱阵脚。
“暂时接受你的理论，”伍利兹说，“假设是别人向妮娜口述了那封信。为什么信的末尾要签上你妻子的名字?为什么他要向妮娜·凯斯口述那封信?你能做出解释吗?”
“不能，”道森慢吞吞地回答说，“就像其他一些解释不通的事一样，的确令人困惑。这个男人怎么会知道我妻子的真实姓名?勋爵一家人只知道她是莉维亚·克莱斯比。为什么他需要一份签着我妻子名字的自杀遗言?是不是这个男人杀了她——如果她真的是被人杀害的?如果一切都是真的，那份凶手好不容易才得到的自杀遗言为什么最终没有派上用场呢?只有一种可能——”
“是什么?”
“那个口述信件内容的人可能是现在船上的某个人派去的。既然是被派去的，那么他可能毫不知情——只是个流浪汉或是付几美元就愿意为别人做事的普通工人。也许有人让他设法得到莱斯利·道森的亲笔信，信上还要签着莱斯利·道森名字，而他误把凯斯小姐当成莱斯利了。”
“她们长得一点都不像，”伍利兹反驳说，“而且，没有人会让他从莱斯利·道森本人那里得到一封签着自己名字的信。当那个人口述到信的末尾的时候，她会发现签下的是自己的名字，肯定会意识到有人在捉弄她。”
“那么，也许那个人不是被人派去的，”道森继续说，“而是某个和莱斯利有过节的人。我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凯斯小姐看到的在邮局里写字的人可能是我，而这个人可能真是个文盲。如果是这样，无知的他根本不知道每个人的笔迹都是不同的。他可能以为一个女人的笔迹可以代替另一个女人的笔迹。他想在离开奎斯奇亚之前谋杀莱斯利，然后把签着她名字的自杀留言放在尸体旁，转移警察的视线。所以他才向某个女人口述了那封信，而这个女人恰好和我妻子乘坐同一艘船。所以，又一次，偶然性没能让他在我妻子上船之前完成计划。”
“偶然性?”伍利兹摇了摇头，“我不能接受任何如此依赖偶然性的假设，特别是这个假设中还有偶然性——你妻子恰好在一封签着她名字的遗言出现后不久就死了。”
林斯特隆插了嘴：“你知道为什么你妻子昨晚只穿了件睡袍就出去了吗?”
“开始，我以为是她发现了隔间里的蛇才跑出去的。但是，我们后来发现，她可能是在梦游的时候恰巧在走廊遇见了蛇。她的确有梦游症，所以，应该就是这么回事，如果当时恰好有蛇从箱子里跑出来。”
“你和妻子的关系怎么样，道森先生?”伍利兹问他说。
“我们有过争吵，天下哪对夫妻没有?”
“昨天下午，有人听到你们在走廊通风口旁的谈话了。一次相当激烈的争吵。”
黑暗之中似乎有两种对立的力量在较劲，道森并没有否认伍利兹对他的质问。他凝视的目光更加忧郁、专注，好像要用内心洞穿一切。“我不指望您能理解，”他说，“莱斯利和我是在维京群岛出生的，严格来讲，我们是美国人。她是印度人和英国人的混血。而我有印度人、黑人和印加人的血统。我们在纽约相遇，在那里，我们得到了比维京群岛能提供给我们的更好教育机会。我想尽办法接受良好的教育。而莱斯利早在我遇到她之前就对受教育厌倦了。她曾经在哈莱姆的一间夜总会跳舞——没混出什么名堂。我们一结婚，我便想离开美国——到南美洲开始新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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