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你们法国，那‘裸滩’可是最时髦的地方!”何人乘胜追击。
“得，得，一比一，握手言和。”杜邦投降了。
说笑之间，汽车来到杨先生的楼下。在楼门外，停着两辆警车，楼里有人在大声说话。何人觉得很奇怪，就快步从打开的楼门走了进去。
来到二楼，他看见几名法国警察在杨先生的房间里，一种不祥之兆从心底升起。他急忙向门里走去。
一位警察拦住他，用他听不懂的法语问话。他连忙用英语解释。但是那个警察的英语也很糟糕。正在他和警察尴尬地望着对方时，杜邦从楼下走了上来，便充当翻译。
警察首先查问何人的身份。何人给他看了护照，说自己是访问学者。他看了看护照，问何人到这所房子里来干什么。何人说来找杨先生。他问何人与杨先生是什么关系。何人说是杨先生的朋友和学生。他想了想，又问何人最后一次见到杨先生是什么时候。何人说是昨天晚上。他们一起吃的晚饭，然后何人送他回家，时间大概是半夜12点钟。
警察让何人走进客厅，坐在沙发上，然后对他说杨先生死了。何人感到很震惊，忙问是怎么死的。他说现在还不知道，要等法医的检验结论。他让何人讲一下和杨先生交往的情况，特别详细地询问了昨天晚上的经过。然后，他说他们在现场发现一封信，是用中文写的，很可能是写给一位中国朋友的。何人说那信一定是给他的，因为据他所知杨先生在此地只有他这一个中国朋友，而且杨先生说过要让他给国内带一封信。他要求看一看那封信。但警察说现在还不能让他看，要等找人翻译成法文了解了信的内容之后，才能决定是否把信给他。他说只看一下信的内容，并不把信拿走，而且看了信的内容之后很可能就会得知杨先生究竟是怎么死的。这对警方的调查很有帮助。警察说必须照章办事，尽管他觉得何人的话很有道理，但是他无权把信交给何人。何人在心里骂了一句，可恶的法国官僚主义!
何人不死心，继续向警察解释，说下周就要回中国了，而且已经买好了今天去巴黎的火车票。他不能在埃克斯等候。没想到那位警察听了之后，要求看火车票和飞机票，并且告诉何人现在不能离开埃克斯，要等杨先生的死亡原因查清之后才能走。他的态度很客气，而且表示他们可以和铁路部门联系，帮助改换车票。接着，他又意味深长地补充了一句，如果有这种必要的话!
其实何人现在也不想走。虽然他和杨先生纯属萍水相逢，但是，如果他在杨先生死因不明的情况下回国，他也会感到遗憾和不安。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杜邦。杜邦也同意他的决定，并把自己的住址和电话号码告诉了警察。然后，警察把他们送了出来。
杜邦让何人住到他家去。何人知道西方人是不愿意让外人打扰私生活的，便决定住回那家旅馆。于是，他又住进了那间熟悉的小屋。
下午，何人无所事事，漫无目的地走到街上，又不知不觉地来到佐敦公园。他坐到经常和杨先生同坐的那个长椅上，默默地望着面前那棵高大的柏树。他又看到一队大蚂蚁在树干上不知疲倦地爬上爬下。他仍然看不出它们究竟在为什么奔忙。他的眼前一片模糊。
杨先生死了。这是令人难以相信的消息。他是自杀还是他杀?如果是自杀，那么他为什么要突然结束自己的生命?如果是他杀，那么杀害他的人又是谁?虽然何人是个作家，而且正在写一部侦探小说，但是他无法回答这些问题。现实生活中的案件比小说中的案件还要复杂。
杨先生的死会对他产生什么影响吗?警察已经怀疑他了。如果杨先生在那封信中写了一些不利于他的话，那他该怎么办?他应该到什么地方去搜集有利的证据呢?但愿杨先生不要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跟他开这个玩笑，不要给他留下一道他可能永远也无法解开的证据难题。于是，他感到了恐惧和不安。
他站起身来，觉得不能听天由命，必须去做点什么。他回到旅馆，在自己那间小屋里不停地来回走着，思考着。
他整理着自己的记忆和思维，把自己和杨先生相识的经过从头到尾回想一遍，努力追忆杨先生说过的话，并试图分析那些话语之间的联系。
何人知道，他只能听天由命了。
时间过得真慢!
20日早上。
何人一夜未眠，头觉得昏沉沉的。他放慢自己的动作，以便让自己感觉时间不那么难熬。他等待着，相信今天会有消息，起码杜邦应该来。
终于，走廊里传来沉重的脚步声，而且一直走到门口。接下来是重重的敲门声。他下意识地整理一下衣服，才起身开门。
门口站着两个人，一个是杜邦，另一个就是昨天上午的那个警察。
何人愣愣地望着他们，不知该说些什么。
杜邦若无其事地问好，然后故意问能否让他们进屋。何人连忙把他们让到屋里，坐在椅子上，自己坐到床边，尽量保持脸上的微笑和内心的平静。
警察用平和的语气开始了问话，当然还是通过杜邦的翻译。“你叫何人?”
何人点了点头。
“你是个作家?”
何人又点了点头。
“你正在写一部侦探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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