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夹在欲望和痛哭之间，跑下楼，冲上马路，直到穿过地铁闸门我才意识到我忘了拿录音机。好得很。这下我只能回去了。我很想就这么算了，而不是回去再面对她。我转身爬上通向街面的楼梯，这时候地铁来了——真是火上浇油。乘客也许会在经过时指着我嘲笑讽刺。
我一边咒骂自己，一边急急忙忙回去，重新爬上两层楼，努力平复呼吸，驱散我过热的大脑里绽放的画面：跪在地上的姑娘，恳求的眼神。上次别人叫我“先生”是什么时候?
门和我离开时一样开着。“桑德拉，”我喊道，“还是我。对不起，我忘记了录音机。”我气喘吁吁地走向她的卧室，用指节敲敲门框，“哈啰，哈啰!”随后走进房间。我站住了，仿佛不小心进错了房间，进错了公寓，进错了世界。
我描写过多少次恐怖和血腥的场面?数以百计。必须承认，我时常因为懒惰或赶时间而使用“无法描述”和“超越言辞”这种字眼。然而，描述暴力的词语往往很简单，容易掌握，连孩童都认识。真正难以接受的是这些词语激发的念头：我们难道就是这些材料造成的?我们体内也都是这个样子?
有一次夜里我睡不着，编造了一整套艺术理论，大体而言就是提醒健忘的意识记住最基础的事实：我们漂浮在水里，围绕太阳旋转，我们从女人的体内出生，身体里是血肉和骨骼。没多久以后的某一天，我们就将死去。
因此，此刻我跨入布鲁克林的那扇门，我不但吓得说不出话(要我写书，我多半会这么描述)，而且被一个最简单但我无法理解的英语短句打得无法说话、无法呼吸、无法思考：桑德拉·道森死了。
她赤身祼体地倒吊着，不过第一眼很难看清楚，因为她缺少了头部。她的双脚被捆在一起，挂在天花板的吊扇上。她的躯体被切开，皮肤翻开，不知怎么和双手连在了一起，像是长了一对翅膀。她的脖子还在滴血，就像断裂的水管。
这时，就仿佛我真的置身于一个故事之中，桑德拉的尸体开始缓缓转动，像是马戏团的杂耍艺人，吊扇叶片开始旋转，尸体也越转越快。我明白这代表着什么——有人打开了开关——我突然感觉房间里多了一个人，就在我背后的门口，我开始转身，但动作慢得可怕。然后就什么也没有了。
我在地上醒来。大约失去了十五到二十分钟。被打昏之前，我吓得甚至感觉不到恐惧，就仿佛我胆怯的意识跳出来抛弃了躯体，而躯体为了保护脆弱的心脏主动关机。推迟降临的惊恐一股脑砸在我头上。我睁开眼睛，看见自己在什么地方，着火似的跳起来拔腿就跑，穿过公寓，冲下楼梯，来到马路中央。
盲目而麻木的惊恐催着我继续奔跑，来到路口，我喘不上气，终于强迫自己回头张望，像是害怕那幢楼会立刻爆炸。氧气回到脑袋里，我用手机拨打911，报告发生了一起凶杀案。我说出桑德拉的地址和姓名，也留下了我的名字和联系方式。
他们请我留在现场等警察，我说不行。我已经又开始奔跑，疯狂地在路上寻找出租车。我尽量解释脑海里形成的可怕的新念头：我必须去曼哈顿，去霍雷肖街一套我不记得具体地址也没带电话号码的公寓，那儿还有一个女人，我害怕她也有生命危险，原因过于古怪和复杂，一句两句解释不清。跑到地铁站的时候，我上气不接下气，找不到出租车，但已经远远听见了警笛声，我挂断警察的电话，跑下去等回城的地铁，去找摩根·切斯。
39
我在L线站台上踱步，手机悄无声息，我意识到脑袋在一下下抽痛。从我醒来以后就在脑袋里敲响的警钟原来不只是惊恐，还有疼痛。我摸摸后脑勺，疼得一缩。头发上有血块，颅骨根部有一块地方碰到就痛。我有轻度脑震荡吗?我的大脑运转得既缓慢又疯狂，我在站台上踱步，探头望向隧道，寻找微弱的亮光，我记起在挨了那一下之前，尸体在我头顶转动时我冒出的疯狂念头：是达利安·克雷干的，达利安·克雷在这儿。原始的恐惧攥住了我，假如我没有被打昏，大概会拼命尖叫。此刻，震撼已经过去，我感到肚子里阵阵发冷，膝盖不停颤抖，另一种比较平静但更险恶的恐惧渐渐扩散。无论当时是谁在公寓里，只有一点可以确定：那个人不是达利安·克雷。那么，究竟是谁呢?
列车呼啸着开进车站，抖动和刹车声在我脑袋里掀起大地震。也许我真的脑震荡了。我快步上车，找到座位坐下，用精神力量催促司机，像是我的意志能让这列地铁跑得更快，中间不停站，干脆飞起来。我毫无原因地站起身，又重新坐下。列车每次停站我都在心里读秒。穿过漫长的河底隧道，地铁抵达第五大道。列车停车等待，没有人上车，但似乎等了一万八千年。下一站是第三大道，才两个街区，天知道为什么要设这一站。列车开进联合广场，我看着人们上车下车，满怀怒火盯着他们。叮咚一声，车门开始缓缓合拢。一个男人在最后一刻跑过来，伸出胳膊挡住车门，我大声呻吟。大家扭头看我。我傻乎乎地笑了笑，扭过头去。我望着黑洞洞的隧道掠过车窗，我盯着自己苍白的影子。我看看手机，但很清楚这儿没信号。难以置信的事情发生了，肾上腺素耗尽、动物的防御机制、心理恐惧和头部受伤，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我短暂地睡了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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