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我坐在马桶盖上。她瞪大眼睛，听我从头讲到尾，我说到枪击时，她险些坐起来，肥皂水从浴缸边缘泼出来。然后我说了达妮后备厢里的东西。
“也许早就在那儿了。”她说。
“可能，但为什么?”
“呃，她是脱衣舞娘。你那本《铁石心肠血手狐》里，脱衣舞娘随身带小左轮，忘了吗?她的G点里镶着枪套。”
“G字裤。你别拿我写的书搪塞我。只是我胡思乱想的狗屁而已。”
“那你认为她是什么路数?”她在蒸汽和泡沫中看着我，脚趾攀着浴缸边缘，像是一排小鹅卵石。我耸耸肩。
“我不知道该怎么想。”我说，闭上眼睛，尝试整理思绪。我打个哈欠，闻了闻空气——温暖而潮湿的香膏气味。熟悉的感觉袭上心头，我又打个哈欠。我累得无以复加。
“什么味道?泡泡浴的东西是从哪儿来的?”
“浴盐，”她举起一个毛玻璃瓶子，“在水槽底下找到的。”
一瓶天知道是何年何月的珍内特。
“你闻着像我老妈，”我说，“既甜美又瘆人。”
“这话说的。至少我很甜美。”
我今天第一次真心微笑，然后起身走进厨房，倒了杯可乐加冰块，拿着走进办公室。我取出一本新的黄色拍纸簿和一支新的三菱钢珠笔，坐下开始思考。脑袋里空空如也，这倒是很平常。我试着记录今天发生的事情，纵向分成几栏，方便日后查询;但写了三页就兴味索然，因为“线索”栏除了一个问号只有大片空白。我喝完可乐，起身去再倒一杯。我对克莱尔说请快点儿，因为我要用卫生间。这时我想起方丹的信件。
实话实说，我一直在拖延时间：智障变态杀人狂和他新近被残杀的精神情妇之通信实在不是我愿意去挖掘的东西。那天晚上我完全没这个心情。我已经足够抑郁和惊恐，脑袋里丑陋的念头一辈子都消耗不掉。但我还是打开了盒子。信件整整齐齐摞成两叠。我随便拿起一封，从信封里抽出信纸。和克雷写给我的信件一样，这封信也用蓝色圆珠笔写在廉价线格信纸上，线条很粗，纸张纤维中能看见木屑，就是小孩用的那种练习册。
半小时后，克莱尔终于爬出浴缸，裹着毛巾走进我的办公室，这时我还在读信。
“你可以去撒尿了，对不起。我必须洗头来着。”
“什么?”我没有抬头。我把一页信纸反着拍在桌上，开始读下一页。“狗娘养的。”我咕哝道。
“怎么了?”
我抬起头，我的表情使得她皱起眉头。“狗娘养的王八蛋。”我说。
“怎么了?谁?”
“克雷。”我挥舞着信纸说。
“他怎么了?”
“狗娘养的变态孙子王八蛋写得比我好。”
62
第二天早晨，我动身去见克雷。我断断续续睡得很不好，一次次被我庆幸已经忘记的噩梦惊醒，神经绷紧在恐惧和愤怒之间。身份不明的跟踪者现在想杀我，我的保护神达妮有可能精神不正常，而我与真相之间的距离并没有缩短。我的线索只有信件，因此克雷成了解决案件的唯一希望。这个念头与早餐的咖啡和维生素相处得不太好，像石块一样沉在我的胃部深处。
我出门走向地铁站，一边肩膀背着小旅行包，另一边背着手提箱兼电脑包。我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有人跟踪我。我将其归咎于神经紧张，不去理会害得我左顾右盼的怪异感觉，就像有舌头在舔我的后脖颈。
肯定是风，我心想。今年春天气候多变，春天一次次尝试突破冬天的桎梏，一次次失败，今天又开了倒车，早晨还很温暖，这会儿突然冷了下来。我经常在这种时候生病。我熬过冬天的袭击，却在春天的第一轮爱抚时倒下。我停下取出包里的套头衫。一个男人从我背后走近，他很高，身穿海军蓝运动衫，戴着兜帽;他在前进的轨道上停顿片刻，然后绕过我继续走。他拐进梅西百货。我穿上套头衫，走进源记烧腊，想买几个肉包路上吃(一块钱四个，全城最低价)，出来走进地铁站。
要我说，从皇后区乘轻轨到曼哈顿是进市区最美丽的走法，尤其是黄昏时分或者天空阴晴不定的白天。列车从地下钻出，悬浮于屋顶之上，然后再次入地过河。高架轨道的边缘没有护栏和挡板，你穿梭于水塔和天线之间，低头俯视街道。你能看得很远，视线越过窗口充满生机的红砖公寓楼和浑身涂鸦的仓库，越过轨道如蛛网的车场，一直能看见法拉盛草地公园的绿色条带和硕大如建筑物的钢球。列车停进谢伊体育场(抱歉，亲爱的编辑，现在叫花旗球场了)，它平时在大型停车场和汽车坟场之间沉睡，到了比赛之夜突然生机勃勃，变成灯光巨碗。再过去，随着我们从东方飞来，市区越来越近，对我们露出更古老也更华丽的灰色与银色的立面：帝国大厦，克莱斯勒大厦，桥梁，码头，东哈莱姆一眼望不到边的橙色公租房。
然后我们进入黑暗，在大地与河流之下行驶，再次钻出地面时车上的所有人都眼花缭乱。时代广场显得那么狂野，声音、人群、难看的灯光突然爆发。我换一号线去佩恩车站，穿过中央大厅赶去州北的列车，头脑还没完全清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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