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该进这间屋的。”
加百列吃了一惊，迅速转回身。说话人正是刚才伊莱身边的那位护士。她对他说的是德语。他也用同样的语言答道：“对不起，我只是……”
“我知道你在干什么，”静默了片刻，她继续道，“我记得你。”
她斜倚在门上，双臂交叠在胸前。她的头倾向一侧，要不是身上穿着松垂的制服，脖子上挂着听诊器，加百列会认为她在勾引他。
“多年前你的太太遭遇汽车炸弹袭击。那时我是个年轻的护士，刚刚入行。当时我负责她的夜间护理。你不记得了?”
加百列定睛看了她一阵子。最后，他说：“我认为你是认错人了。这是我第一次来维也纳。我也从来没结过婚。对不起。”他一边朝门口走着，一边匆匆补上一句，“我不该进来的。我只是需要一个地方好好思考。”
他走过她身边。她伸出手搭在他胳膊上。
“对我说两句真话，”她说，“她还活着吗?”
“谁?”
“你太太，那还用问吗?”
“对不起，”他坚定地说，“不过你的确认错人了。”
她点点头——随你怎么说吧。她湿润的蓝眼睛在昏暗的光线里闪烁着。
“伊莱·拉冯，他是你的朋友吧?”
“是的，很好的朋友。我们在一起工作。我住在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她重复着，好像很喜欢这个词的发音似的，“我一直很想去耶路撒冷。我的朋友们觉得我发疯了。你知道的，自杀式炸弹，还有那些可怕的事儿……”她的声音哑下去了，“可我还是想去。”
“你应该去，”加百列说道，“是个美好的地方。”
她第二次触摸了他的手臂。“你的朋友伤势严重。”她的语气柔和，带着哀伤的调子，“他会经历一段非常严酷的时光。”
“他还能活吗?”
“这样的问题，我是不允许回答的，只有医生才可以预测病情。不过如果你要听我的建议，那就多陪陪他吧，和他说说话。说不定，他还能听见你说的呢。”
他继续逗留了一个小时，隔着玻璃盯着伊莱一动不动的身体。护士也回了病房。她花了几分钟时间检查了伊莱的几项重要指标，随后向加百列示意，要他进来。“这是违反规定的，”她神秘兮兮地说道，“我会在门口替你望风。”
加百列没有同伊莱说话，只是握住了他浮肿而淤伤的手。眼看着又一个亲密的人又一次躺在维也纳的病床上，这样的心痛是无法用语言传达的。五分钟后，护士回来了，伸手搭在加百列肩上，告诉他时间到了，他该走了。病房外，走廊上，她告诉他自己名叫玛格丽特。“明天晚上我值班，”她说，“明天再见，我希望会的。”
兹维已经走了，新一班保安人员接替了岗位。加百列乘电梯下楼，出了大堂，来到了屋外。夜晚的天气越发苦寒起来。他将双手插在外套口袋里，加快了脚步。他正打算乘自动扶梯进入地铁站，却发觉自己的胳膊上多了一只手。他扭过头，本以为会看到玛格丽特，但是面对的却是大堂里那位自言自语的老头子。
“我听见你对那个大使馆的男人说希伯来语。”他用癫狂的语速说着维也纳式德语，大睁着一双润湿的眼睛，“我名叫麦克斯·克莱恩，这一切都是我的错。求你，你得相信我。都是我的错。”
5
维也纳
麦克斯·克莱恩住的地方只有一站电车的距离。那是环城大道以外一片优雅的老社区。老头儿所住的是一幢精致的旧式公寓楼，其中有一条走廊直通一座内置的大庭园。庭园里光线昏暗，微光的源头来自于公寓楼里的灯火。穿过第二道走廊便来到一间整洁的小门厅。加百列瞥了一眼住户的名牌，在中间的位置上他看到了一个名字：M.克莱恩——3B。楼里没有电梯。克莱恩攀着木质的楼梯扶手，执拗地向上爬着，脚步沉重地踩过饱经蹂躏的楼梯。两扇装了门镜的木门出现在第三层的楼梯平台上。克莱恩一边跌撞着趋近右边的那一扇，一边从外套口袋里掏出一串钥匙。他的手抖得厉害，手里的钥匙叮叮当当，犹如一件打击乐器。
他开了门，走进去。加百列站在门槛外犹豫着。在列车上同克莱恩相邻而坐的时候，他就意识到，在此之前他从未与任何人在眼下的情境会晤过。以往的经验和严酷的教训告诉他，即使对一位八十岁的犹太老头儿，也必须视之为潜在的威胁。然而加百列心头的焦虑很快烟消云散，因为他看到克莱恩将公寓里的灯一盏一盏全部打开了。他暗想，一个设局害人的人，不会做出这样的举动。不错，麦克斯·克莱恩自己也很害怕。
加百列随他进了公寓，合上门。在通明的灯火里，他终于可以好好看看他了。克莱恩的一双红眼睛又潮湿又黏稠，隔着一副黑色的宽边眼镜，似乎睁得更大了。他的一小撮白胡须已经盖不住脸颊上的黄褐斑了。还不等克莱恩告诉他，加百列已经知道：他是位幸存者。同子弹和烈火一样，饥饿也会留下疤痕。这样的面孔，加百列在耶斯列谷地见过许多，其中包括他的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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