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灯照亮了维也纳的交通图，加百列却无需查看，因为一切都记在他的脑子里。他在自动售票机上买了票，穿过闸口，直奔月台，登上一节车厢，然后牢牢记下周围所有人的面孔。列车驶过五站后，来到维也纳火车西站，他在此转车乘上了北区的U6线。维也纳总医院有自己的地铁站。自动扶梯载着他缓缓上行，来到一处雪花覆盖的四方形院落，总医院的大门距此仅有几步之遥。
在维也纳的城西，医院在这个地方已经有超过三百年的历史。1693年，利奥波德一世出于对穷困市民的关心，下令修建贫民收容所。一个世纪后，约瑟夫二世为它重新命名，称之为“病患者总医院”。老建筑依然存在，就在几条街以外的亚瑟路上，不过在它周围，大学附属医院的现代化建筑覆盖了几个街区的面积。加百列对这些都很熟悉。
一名来自大使馆的男子正躲在门廊下，他的头顶上方有一行铭文：救治病患，慰藉心灵。他身材矮小，面色紧张，是一名外交官，名叫兹维。他同加百列握了手，又检查了他的护照和名片，然后对他死去的两名同事表示了哀悼。
他们步入医院大堂。这里除了一个长着一把稀疏白胡子的老头儿，再没其他人。只见他坐在一张沙发的一端，双腿在脚踝处交叉，帽子搭在双膝上，好像一名旅客正在等待着迟到已久的列车。他正在喃喃自语。加百列经过的时候，老者抬头望去，与他的目光短暂地接触，接着，加百列便走进了一部电梯，老者随即消失在两道电梯门的后面。
电梯门再次打开的时候，他已经到了八楼。迎接加百列的是一道和蔼温良的目光——那是一位身材高大的以色列男子，一头金发，身穿两件套正装，耳朵上伸出一条耳机电线。在重症监护病房的入口，站着第二位保安人员。第三位则是一名深色皮肤的矮小男子，身穿不合体的西装，站在伊莱的病房门口。他闪向一旁，让加百列和外交官进去。加百列停下来，问自己为何没有接受检查。
“你和兹维是一起的，我没必要检查你。”
加百列举起了双手：“检查我。”
那保安歪了歪脑袋，满足了他的要求。加百列很熟悉搜身的手法。那是例行公事而已。不过裆部检查显得过于无礼，但加百列还是接受了。做完之后，他说道：“务必要检查每一个进入病房的人。”大使馆派来的兹维全程见证了这一幕。显然，从此他再也不会相信，这位耶路撒冷男子是什么来自战争索赔处的葛迪恩·阿戈夫先生了。加百列并不在乎兹维怎么看。隔着眼前这道门，他的朋友正无助地躺在里面。为了朋友的安全着想，他不惜得罪几个人。
他跟着兹维进了病房。病床放置在一道玻璃隔间里。病人看起来不大像伊莱，不过加百列对此并不惊异。同大多数以色列人一样，他见识过炸弹作用下人体会变成什么样子。伊莱的脸掩藏在呼吸机的面罩下面，双眼周围勒着测量仪器的导线，头上缠着厚厚的绷带。双颊和下颚裸露的部分被爆炸后的碎玻璃糟蹋得不成样子。
一名黑色短发的护士，眼睛的颜色格外蓝。她检查了静脉注射器，随后抬头看了看探视者的隔间，眼光同加百列凝视的目光短暂触碰后，又继续做她的工作。她的目光诚实无欺，没有半点伪诈。
兹维让加百列单独待了一会儿，然后走进玻璃隔间，向他通告了这位同事的最新病况。他的语言精确专业，犹如一个看了太多医学肥皂剧的老观众。加百列的眼睛紧盯着伊莱的脸，外交官所说的话，他只听见了一半——却足以知晓他的这位朋友离死神不远了，而且，即使他活下来，也绝不可能复原如初。
“眼下，”兹维说出了最后的总结，“他的生命是靠机器维持着。”
“他的眼睛为什么缠着绷带?”
“碎玻璃。大部分他们已经取出来了，不过还有十几片嵌在眼睛里。”
“他会不会失明?”
“在他恢复知觉之前，谁也说不准，”兹维说道，接着又悲观地补上一句，“如果他还能恢复知觉的话。”
一名医生走进病房。他看了看加百列和玆维，朝两人迅速点了点头，然后打开玻璃门，走进了隔间。护士从病床边走开，医生站在了她原先的位置。她绕过病床，在玻璃隔断的后面站定。她与加百列的目光又一次相交了，接着，她手腕猛地一挥，合上了窗帘。加百列走进了门厅，兹维紧随其后。
“你还好吧?”
“我会好的。只是需要单独待一会儿。”
外交官转身回了病房。加百列双手攥在一起，放在身后，如同士兵稍息的姿势，同时迈开步子，沿着走廊缓缓地走着。他走过护士的值班台。俗气的维也纳街景画挂在窗边。气味也是一样的俗套——消毒液和死亡的气息弥漫在空中。
他来到一扇半掩的门前。门牌号是2602-C。他用指尖轻柔地一推，无声无息地推开了房门。房里没有人，一片昏暗。加百列冋头一瞥，周围没有护士。他悄步进屋，回手关上门。
他没有开灯，一直等到瞳孔在黑暗中自然放大。很快，室内的一切都看清楚了：床上无人，监控屏幕寂静无声，椅子上盖着塑料布。这是全维也纳最不舒服的椅子。他曾经整整十天坐在这把椅子上，几乎没有睡过觉。唯一的一次，莉亚恢复了知觉，她问丹尼怎么样了，加百列对她说了真话。眼泪涌出来，铺满了她伤残的脸颊。从此后她再也没和他说过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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