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认识，从来没听说过。”
“你和她说上话了吗?”
“没有，她在我录音电话里留了一条消息。”
“她想要怎样?”
“要谈谈。”
“她留下电话号码了吗?”
“是啊，我记下来了。等一下，是了，就在这儿。雷娜特·霍夫曼，五、三、三、一、九、零、七。”
停机。倒带。播放。
“雷娜特，霍夫曼，五、三、三、一、九、零、七。”
停机。
6
维也纳
“改善奥地利政党联盟”拥有一整套高贵光鲜的行头装饰，然而它的宗旨却无药可救。它的所在地是一座两层的仓库式建筑，位于第二十行政区，又老又破，熏黑的窗户俯瞰着一道铁路。工作区是敞开式的，空间共享，暖气根本发挥不了作用。加百列第二天早上来到这个地方，发现大部分年轻的工作者都穿着厚毛衣，带着毛线帽。
雷娜特·霍夫曼是这个团队的法律总监。早上动身之前，加百列已经以葛迪恩·阿戈夫的身份给她打过电话，对她说了前一天晚上与麦克斯·克莱恩会晤的事情。雷娜特匆忙答应与他会面，然后就挂断了，似乎是不想在电话里讨论这件事。
她有一个隔间充作办公室。加百列受邀进来的时候，她正在打电话。她用一支铅笔的笔尖指了指一张空椅子，示意他坐下。片刻后，她结束了电话，站起来向他打招呼。她个子很高，衣着比其他员工都更为考究：黑色的毛衣和裙子，黑袜，黑色平底鞋。她的头发是亚麻色的，长未及肩，她的肩膀又方又阔。头发从两边分开，自然地下垂，遮在面前，于是她一边用右手同加百列坚定地握了手，一边伸左手拨开碍事的发绺。她的手指上没有戴戒指，颜色动人的脸上也没有施用任何化妆品，身上除了散发出烟味以外，也没有香水味。加百列猜想，她应该还不到三十五岁。
他们再次坐下来，她问了一连串突兀的、律师做派的问题：你认识伊莱·拉冯多久了?你怎么找到麦克斯·克莱恩的?他对你说了多少?你什么时候到达维也纳的?你都和谁会过面?你同奥地利当局讨论过此事吗?同以色列大使馆的官员呢?加百列感觉自己有点像庭审时的被告，不过他还是尽可能礼貌地据实作答。
雷娜特·霍夫曼“审讯”完毕，又怀疑地打量了他一阵。接着她突然站起身，将一件灰色大衣披上了宽阔的肩头。
“咱们去走走吧。”
加百列看了看熏黑的窗户，发现外面正下着雨夹雪。雷娜特·霍夫曼将一些文件塞进皮包，一甩手将包搭在了肩上。“相信我，”她说，似乎感觉到了他的怀疑，“走走会更有益的。”
雷娜特·霍夫曼走在奥加敦公园冰封的步道上，一边向加百列解释了她是如何成为伊莱·拉冯在维也纳最重要的资源的。从维也纳大学毕业时，她是班里最拔尖的学生。后来她就职于奥地利国家公诉人办公室，出色地工作了七年。五年前，她辞职了，对朋友和同事说她一直渴望做个自由从业者。其实，她是下了决心，再也不能为这样的政府工作了，因为它只会考虑国家和有权势者的利益，而不是想着如何维护正义。
促使她下决心的，是惠勒的案子。惠勒是个联邦警察的侦探，最喜欢刑讯逼供，屈打成招，有位尼日利亚难民就是这样不明不白地死在了羁押所。雷娜特·霍夫曼打算起诉他，因为这个尼日利亚人生前受过捆绑，口中被塞过东西，还有证据证明他曾反复遭受拷打并窒息。她的上级却有意袒护惠勒，并把这个案子销了。
雷娜特对于体制内的抗争感到厌倦了，于是她决定从外部展开攻势。她开了一家小小的律师行，只为维持生计，却将大部分精力和时间贡献给了“改善奥地利政党联盟”——这是一个改革者的团体，旨在振奋国人，避免奥地利陷入政治失忆，忘却纳粹主义的教训。同时，她还同战争索赔处的伊莱·拉冯结成了默契的联盟。雷娜特·霍夫曼在关联体系内部依然有不少朋友，都是些真能帮得上忙的朋友。这些朋友能让她接触到重要的政府文档，而这些又恰是拉冯得不到的。
“为何这么神秘?”加百列问道，“为何不愿意在电话里说?这么糟糕的天气为何还要在公园里走这么长的路?”
“因为这是在奥地利，阿戈夫先生。很明显，我们的工作在奥地利社会的许多人群眼里是不受欢迎的，就像以前伊莱的工作也不受欢迎。”她发觉自己说了“以前”，自觉并不妥当，立即说了抱歉，又道，“这个国家的极右派不喜欢我们，他们在警察和安全部门中有不小的势力。”
她伸手抹去一张公园长椅上的冰雪碎屑，他俩都坐了下来。“伊莱大约两个月前找到我。他对我说了克莱恩的事情，还讲了中央咖啡馆里的那个男人：沃格尔先生。我不大相信，不过为了帮伊莱一个忙，我答应至少去查查看。”
“你发现了什么?”
“他名叫路德维格·沃格尔，是一家公司的董事长，公司的名字叫多瑙河谷贸易和投资集团，成立于六十年代初。当时的奥地利刚刚脱离战后被占领的状态。他做的生意就是引进外国产品，为愿意来这里投资的外国企业提供本地服务，尤其是针对美国和德国公司。七十年代奥地利的经济起飞，沃格尔恰好充分利用了自身的条件。他的公司为数以百计的项目提供了风险资本。目前，在奥地利许多最盈利的公司里，他都拥有比例可观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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