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一阵子，他站起身，转到写字台后面，打开了嵌在墙上的保险柜。柜子里，是成堆的卷宗和财务处一个女孩子写给他的一摞情书，在它们中间嵌着一盘审讯实况的录像带。克鲁兹瞥了一眼不干胶标签——1991年1月，接着他将磁带插入机器，按下了播放键。
带子向前走了几帧，然后才进入正题。摄像机安置在审讯室天花板的一角，从斜上方对准审讯的现场。图像有些模糊，毕竟是上一代的技术手段。画面上的青年版克鲁兹正在房间里缓缓踱步，他的姿态充满了压迫感。坐在桌前受审的是个以色列人，他的双手被火烧焦了，眼光暗淡，透出死亡的气息。克鲁兹可以肯定，此人正是眼下这位自称葛迪恩·阿戈夫的人。不同一般的是，首先提出了第一个问题的是这位以色列人而不是克鲁兹。此刻，同当初一样，他的一口柏林腔德语特色鲜明，再次令克鲁兹不由得一惊。
“我儿子在哪里?”
“我恐怕他是死了。”
“我妻子呢?”
“你的妻子受了重伤：她需要立即接受治疗”
“那还等什么呢?”
“她在接受治疗之前，我们需要了解一些情况。”
“她现在为什么没有接受治疗?她在哪儿?”
“别担心。她没事，有人照顾她的。我们只是想问几个问题。”
“什么问题?”
“不妨你先告诉我们你是谁?拜托，不要再对我们说谎了。你的妻子没那么多时间给你耽搁。”
“我的姓名已经被问过一百次了!你知道我叫什么!上帝啊，赶快给她治疗吧!”
“我们会的，不过首先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这一回，请说出你的真实姓名。不要假名、代号，或是化名。我们没多少时间了，你妻子的性命禁不起耽搁。”
“我叫加百列，你这个畜生!”
“姓氏还是名字?”
“是我的名字。”
“姓什么?”
“艾隆。”
“艾隆?这是个希伯来姓氏，不是吗?你是犹太人。你还是个——我猜猜，以色列人?”
“是，我是以色列人。”
“如果你是以色列人，你手持意大利护照来维也纳做什么?显然，你是个以色列情报部门的特工。你替哪个上司工作，艾隆先生?你在这里做什么?”
“打电话给以色列大使。他知道谁是联络人。”
“我们会给你们的大使打电话的，还有你们的外长、总理。不过现在，如果你想让你的妻子得到她最迫切需要的治疗，你就得告诉我们你为谁工作，为什么来到维也纳。”
“给大使打电话!抢救我妻子，该死的!”
“你为谁工作?”
“你明知道还问!救我妻子!别让她死!”
“她的性命在你的手上，艾隆先生。”
“你死定了，妈的!我老婆今晚上要是死了，你也死定了!听见了没?你他妈的死定了!”
画面已经变作银色和黑色的一片模糊。克鲁兹久久地坐着，双眼没法从屏幕上移开。最后，他伸手将电话拨到了保密模式，然后凭记忆拨出了一个号码。他听得出是谁接的电话，他们之间无需寒暄问候。
“我恐怕咱们有麻烦了。”
“什么问题?”
克鲁兹如实说了。
“你为何不逮捕他?他拿着伪造的护照，在一个国家里非法居留，而且违反了两国情报部门之间的约定。”
“可是接下来又该怎么办?交给最高检察官?起诉他?我以为，他就盼着这样的机会，正好借题发挥呢。”
“你有何建议?”
“需要更微妙的手段。”
“这个以色列人是你自己的问题，曼弗雷德，你自己处理吧。”
“那个麦克斯·克莱恩又该怎么办?”
通话中断了。克鲁兹挂上了电话。
在斯蒂芬大教堂北塔的阴影里，有一条仅能通过行人的僻静窄巷。在巷子一端一座呆板的巴罗克式老房子的一楼，有一间小小的商店，专门出售发烧级的古董钟表。门上的招牌制作精细，营业时间却没有写明。有很多天它根本不开门营业。除了店主以外，再没有其他雇员。对于一部分特殊顾客来说，店主名叫格鲁伯先生;在其他人眼里，他就是个修表匠。
他的身材矮小，肌肉发达;他偏爱的衣服是套头衫和宽松的花呢夹克，因为正式的衬衫领带与他本身的气质并不协调;他谢顶了，只剩下一缕修剪过的灰发，眉毛又粗又浓;他戴着圆形玳瑁边眼镜;与其他绝大多数同行相比，他的手显得特别大，却是一双灵巧而技艺高超的手。
他的工作室井井有条，犹如一间手术室。工作台上，在一片通明的灯光下摆放着一台两百年历史的纳沙泰尔挂钟。三折叠的钟盒镶嵌着花草图案的浮雕贝壳，保存得十分完好。罗马数字的珐琅表盘也完整如新。这位钟表匠正在检查这架纳沙泰尔精细的双齿轮系机芯。此时，检查工作已进入最后阶段，完工后的挂钟将开价一万美元，一位来自里昂的收藏家买主正在翘首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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