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恶心的家伙是怎么逃出欧洲的，我们知不知道?”
加百列向他转述了里弗林的推理：由于拉德克是奥地利的天主教徒，所以他借用了阿洛伊斯·胡德尔大主教的力量。
“既然如此，咱们为何不追踪这条线索呢?”沙姆龙说道，“看看顺着它能不能摸回到奥地利的案子。”
“我也正有此意。我想从罗马开始着手。我想看看胡德尔的资料。”
“还有许多人也想。”
“不过他们找不到这人的电话号码。此人住的地方可是教皇宫的顶层啊。”
沙姆龙耸耸肩：“不错。”
“我需要一本干净的护照。”
“不成问题。我有一本加拿大护照，给你用正合适。你的法语怎么样了?”
“Pas mal,mais je dois practiquer l'accent d'un Quebecois.(还不错，不过我说的是魁北克口音。)”
“有时候，连我都被你唬住了。”
“你这是在夸我吧?”
“你在这里住一晚，明天就出发去罗马。我会送你去卢德镇。路上我们会顺道去美国大使馆，同当地工作站的头儿沟通一下。”
“谈些什么呢?”
“根据奥地利国家档案馆的资料，在美军占领期间，沃格尔在奥地利为美国人工作过。我招呼过我们在中央情报局的朋友，请他们查查他们的档案，看看有没有沃格尔这么个人。这个弯绕得有点远，不过也许我们运气好能中个头彩。”
加百列低头看着母亲的见证录：我无法讲出我所看到的全部。我不能。那是对死者的亏欠……
“你的母亲是位非常勇敢的女性，加百列。我就是因为这个才选择了你。我知道你是个非常有种的人。”
“她比我勇敢得多。”
“是啊，”沙姆龙同意道，“她比我们所有的人都更勇敢。”
布鲁斯·克劳福德的真实职业是全以色列保守得最严密的机密之一。这位高大贵气的美国人乃是中央情报局特拉维夫站的站长。他的身份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双方的当局都是公开的。在交战双方之间，他常常充当沟通的渠道。每当睡眠正酣的时候，克劳福德的电话就几乎不曾间断过。他疲于应付，却也接受了现实。
他在哈雷孔大街的大使馆大门内向沙姆龙打了招呼，陪着他进了大楼。克劳福德的办公室很大，而且，在沙姆龙眼里还很花哨。这里似乎是一家大企业老总的办公室，而不是一位间谍的藏身巢穴，不过，这正是美国人的风格。沙姆龙一屁股坐上了一张皮椅，又从秘书手里接过了一杯冰柠檬水。他想要点上一支土耳其香烟，接着却看到了“请勿吸烟”的牌子，醒目地摆在克劳福德的书桌上。
克劳福德似乎并不急于直奔主题。沙姆龙预料到了。在间谍之间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如果有人向朋友求助，作为回报，他就必须演个精彩的“节目”。沙姆龙名义上已经退出谍战的江湖，所以不能贡献什么实质的东西，只能与这位屡犯错误的同行分享些智慧和经验。
最后，经过一个小时，克劳福德说道：“关于沃格尔的事情。”
美国人的嗓音慢慢哑下去了。沙姆龙从他的口气中听出一丝挫败的意思，于是一欠身，做出一个充满期待的姿态。克劳福德拖延了半晌，这才从磁性的纸夹容器里取出一枚回形针，然后努力地将它拉成一条直线。
“我们查看了我们自己的档案，”克劳福德说着，一边低头望着手上的物件，“我们甚至向马里兰派了一个小组，去查找附属档案。不过我恐怕是出局了。”
“出局?”如此严肃的谍报事务，居然使用了这么一个美国体育术语，沙姆龙认为他太不妥当了。在沙姆龙的世界里，特工不会出局，也不会脱手，更不会耍帅炫技玩灌篮。他们要么成功要么失败，如果败了就得付出代价——在中东这样的地方，失败的代价通常就是流血。“这个词儿究竟什么意思?”
“它的意思是，”克劳福德小心谨慎地说道，“我们的查找一无所获。对不起，阿里。不过有时候，事情就是如此。”
他举起了被拉直的回形针，仔细地察看着，似乎很为自己的成果感到骄傲。
沙姆龙回来的时候，加百列正在他的别克车后座上等候着。
“结果如何?”
沙姆龙点起一支烟，回答了他的问话。
“你相信他吗?”
“你知道，如果他对我说，他们仅仅找到了一份寻常职员的人事档案，或是一份保安清查的报告，那我或许会相信他。可是什么也没有?他以为他在糊弄谁呢?这是在侮辱我，加百列，真是太瞧不起人了。”
“你认为美国人对沃格尔是知根知底的?”
“布鲁斯·克劳福德刚刚向我们确认了这一点，”沙姆龙瞥了一眼不锈钢手表，“妈的!他花了一个小时憋足了劲儿对我说瞎话，现在你是赶不上班机了。”
加百列低头望了望手机架子上的电话。“来吧，”他嘟囔着，“我量你还没这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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