验过护照出了关，贝克尔和纳沃特来到机场大厅。人群中站着一位又高又瘦的监控专家，名叫莫迪凯。他穿着土褐色西装，手持一块硬纸牌，上写着“鲍尔”。他的汽车是一辆加长的黑色奔驰轿车，就等在临时停车场里。隔着两个车位有一辆银色的奥迪掀背式轿车，它的钥匙装在泽尔曼的口袋里。
进入维也纳后，泽尔曼远远地跟着他们，留足了安全距离。他拨通了慕尼黑保密公寓的电话，斟字酌句地告诉沙姆龙，纳沃特和贝克尔按时抵达了，正在向目标靠近。四点四十五分，莫迪凯驾车来到了多瑙河运河。四点五十分，他穿过区界进入第一行政区，混在高峰的车流中，行驶在环城大道上。他向右转，进入一条铺有鹅卵石的狭窄街道，接着左转。片刻后，他把车停在了埃瑞克，拉德克的华丽铁门之前。泽尔曼从他们的左侧开过，继续前行。
“闪闪车灯吧，”贝克尔说，“保镖会放你进去的。”
莫迪凯照做了。大门纹丝不动，过了令人紧张的几秒钟，一阵尖锐的金属叮当声响起来，紧跟着是一阵吱吱的电机转动声。大门缓缓旋开，拉德克的保镖出现在寓所的正门前，枝形吊灯的强光闪耀在他的头顶，犹如一道光环。莫迪凯一直等到大门彻底敞开，这才缓缓向前，开上了一条小小的马蹄形车道。
纳沃特首先下了车，接着是贝克尔。银行家同保镖握了手，又介绍道：“我在苏黎世的同事，奥斯卡·兰格先生。”保镖点点头，示意他们进来。寓所的前门随即关闭。
莫迪凯看了看手表：四点五十八分。他拿出手机，拨通了一个维也纳的号码。
“晚餐我得迟些才能赶到。”他说。
“一切都好吧?”
“是啊，”他说，“一切都不错。”
几秒钟后，在慕尼黑，一盏信号灯在沙姆龙的电脑屏幕上闪起来。沙姆龙看了看表。
“你打算给他们多长时间?”卡特尔问道。
“五分钟，”沙姆龙道，“一秒钟也不能多。”
黑色奥迪轿车竖着高高的天线，就停在几条街以外。泽尔曼在它后面停下来，接着他下了车，朝前车的副驾驶位置走过去。奥代德正坐在方向盘后面。他是个结实的男人，有一双淡棕色眼睛和一只职业拳击手的塌鼻子。泽尔曼一边在他身边坐下，一边从他的呼吸里嗅出了紧张。泽尔曼比他有优势，因为已经体验了下午的热身活动。奥代德一直困守在维也纳的保密公寓，除了白日做梦，想象着失败的后果之外无事可做。一只手机丢在座位上，泽尔曼拿起来。电话已经接通，另一端是慕尼黑。泽尔曼能听见沙姆龙坚定的呼吸声。一张图片出现在他脑海里一年轻版的沙姆龙大步穿过阿根廷的瓢泼大雨，此时艾希曼刚走下一辆城市公交车，向他迎面走来。奥代德发动了引擎。泽尔曼被拖回了当下的现实。他瞥了一眼仪表板盘的钟：五点零三分……
E461公路，奥地利人通常称之为布鲁讷大街。这是一条双车道公路，起自维也纳，向北延伸，穿过绵绵群山，直到奥地利的葡萄酒产地，威非尔特。那里距离捷克边境五十英里。边境上有一处关卡，头顶罩着一座拱形天篷，配备两名卫兵。他们躲在铝材和玻璃搭建的岗亭里，舍不得亭中的安逸，对出境的车辆连最粗略的检查也懒得做。在关卡的捷克一侧，检查旅行证件的时间往往要长一些，虽说他们对来自奥地利的车辆通常是热情欢迎的。
在边境对面一英里处，南摩拉维亚州的群山之中，坐落着古老的米库洛夫镇。这是一座边境小镇，自然免不了边境小镇的压抑气质。它和加百列的情绪倒很吻合。他站在一座中世纪城堡的短墙后面，高高地凌驾于城镇里众多的红瓦屋顶之上。在他的头顶，是被风吹弯的松树。雨珠如泪水般洒落在他的防水布外套上。他朝着边境的方向凝视山腰。在黑暗中，能看得清的只有公路上车辆的灯光，白光迎面而来，红光背着他，向着奥地利边界的方向而去。
他看了看表。他们这会儿应该已经进入拉德克的别墅了。加百列想象着他们的公文箱已经打开，饮品咖啡已经倒满。接着，另一幅画面出现了：一队女性，身穿灰色衣服，身上浸满血污，正在冰雪覆盖的公路上走着。他的母亲，眼泪结成了冰。
“关于战争，你会对你的孩子说些什么，犹太人?”
“真相，大队长先生1我会告诉我的孩子真相。”
“没人会相信你的。”
当然，她并没有告诉他真相。不过，她将真相留在了文字里，锁进了大屠杀纪念馆的档案室。也许大屠杀纪念馆才是真相最好的归宿。也许有些真相太惊人，其中的恐怖，最好永远封存，永远隔离。她没有办法告诉他，自己就是拉德克魔掌里的受害者，就像加百列永远不会告诉她自己是沙姆龙手上的行刑刀斧。不过，她其实早就知道。她最懂得死亡的面孔，从加百列的眼睛里，她确实看到了死亡。
外套口袋里的电话在他的腰部无声地振动起来。他慢慢地将它凑近耳边，随即听见了沙姆龙的声音……他将电话丢进口袋，站立片刻，望着一对对车头灯，从奥地利的原野上朝着他漂浮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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