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伦停顿了一下，低着头，眼泪流了下来，终于他吸了口气说道：“如果我不是在监狱里，他们会怎么做?把这看成是为了扮演上帝的角色是很难的，这不是让厄尼去选是成为一个好人还是坏人。”库伦盯着桌子，双手交叉紧紧抱在胸前，“我还是爱别人的，我在乎他们，也许人们觉得我不应该为了我在乎的人做这样的事，但是如果我突然决定捐器官给需要的人，他们就会认为我疯了。”他抬起头，继续说，“这很讽刺，人们觉得你疯了，才会为一个陌生人提供帮助。”
“我做过的错事已经无法挽回了，但是我为什么好事也不能做了呢?”库伦问我，“我知道人们觉得我应该带着我的肾直接下地狱，他们觉得他们知道上帝是怎么想的，但只有上帝自己知道有些人的内心、灵魂和想法。”
强尼·马斯克一直确信捐赠事宜的程序已经被搁置了，罗尼也是这么觉得的。毕竟，一切都是上帝的旨意，不是吗?
自从查尔斯第一次来到罗尼所在的监狱，人们就觉得罗尼教士就是个共犯，也许是因为她与库伦走得太近了。她很享受这种刺激带来的快感，她知道那对她来说是一种诱惑。罗尼当然知道库伦犯下的罪行，但她还是不能理解人们对这件事的评论，这些评论，一些来自她之前称为“朋友”的那些人，还有一些来自教会的牧师同僚或基督徒，他们会说：“你怎么能觉得一个杀人犯也是上帝的孩子呢?”
“起初收到的一些信中，有一封来自一名福音派基督徒，他警告我不要给一个杀人魔鬼做牧师。他写道：‘如果你救赎他让他上天堂的话，那就太不公平了。’”罗尼回忆道，“这就是福音教徒的想法，这太愚蠢了，但是最让我抓狂的是在收到这封信的两天后又来了一封信。”
恐吓信接踵而至，但都只是嘴上说说。当然，她表现出不在乎的样子说：“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受害者家人都觉得受到了威胁，一个曾经备受信任的白衣天使谋杀了医院里手无缚鸡之力的亲人。”传讯期间，当她从监狱走出来时，人们冲她喊叫，叫她“撒旦的牧师”，还往她的脸上扔东西，扔的东西里有血，她不知道那是什么血，可能是人们抗议堕胎诊所时用的那种猪血。她试着不去细想，赶紧走回家去冲洗身上的脏东西。“是的，”罗尼笑道，“如果有天堂，而我死后到了那里，那我真应该被授予一顶王冠。”
当然，当捐赠一事公之于众之后，一切都变得更糟了。“我曾有一个朋友，当然现在已经不是朋友了。她对我说，我帮助厄尼拿到库伦捐赠的肾脏，无意是在害他，因为我帮他得到了一颗撒旦的肾脏。”
罗尼记得当她开始接手这项工作的时候，她觉得如果一个正派的人，而且是个基督徒，那么就该对所有人友善。“难道他想做的那些就一点儿意义都没有?”罗尼问道，“我是说，我的父母也无比憎恨希特勒，但是他们还是觉得‘他也是上帝的孩子’。我觉得这才是基督徒该有的态度，但是这场审讯改变了我的看法，让我觉得基督徒怎么可以这么恶毒。”
就在前一天，罗尼接到了厄尼母亲派特的电话。“她通知我说再也不要跟他们谈这件事了。她说在她全身心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的时候(主要是说我，还有那个该死的律师)，我正在摧毁她的生活!我是说，我不是有意要邀功，但是如果不是我和强尼，他们根本也不会想到可以得到一颗该死的肾!”
她只是希望医院能尽快安排移植事宜。因为查尔斯一直被认为是个危险分子，派特曾被警告要多加小心，最好尽量对捐赠的事情保密。“我不指望能得到鲜花和巧克力的褒奖，但我们一直尽最大努力不去影响厄尼的生活，我们在尽力挽救他。”
罗尼气得喘着粗气，不再说话。等她情绪平复了一点儿，她开始哭。
那天晚上，狱警拿着钥匙和手铐押走了查尔斯·库伦。
他走进圣弗朗西斯医疗中心。就算他们知道原因，他们也不会说，他们又给了他一件纸做的长袍，把他铐在床上，然后开始准备抽血。角落里的电视一直开着，有时候是国内新闻，有时候是奥普拉脱口秀。一天过去了，他想：“又来了!这不是为了捐赠事宜，是另有隐情。”
狱警早上又来了，他们把他带到楼下，但是不说原因。他只是被命令这么走那么走。他被告知，他现在不叫查尔斯·库伦，叫强尼·奎斯特。医生称呼他奎斯特先生，护士则叫他约翰。库伦觉得这很蹊跷，他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虽然他们不说，但是他觉得他们给他吃了镇定药，这让他总是昏昏欲睡。他们还让他填写一些表格。他拿着笔，不知道自己该签哪个名字。“签你该用的那个。”医生说。查理在纸上签下“强尼·奎斯特”。其实这没有法律约束力，但是他们又给了他另一个表格，让他签上“查尔斯·库伦，又称强尼·奎斯特”。当他这么签的时候，护士把脸扭过去假装没看见，这本来就该是个秘密。接着他们又给他打了一针，他感觉像是死了一样。
大约半小时以后，强尼·奎斯特的肾被放在一个红色的保鲜箱内，被护送上直升机。他们向北飞过曼哈顿和长岛，飞到特伦顿。8月18日的一个仲夏之夜，汉普顿的周末旅行客们开车经过斯通尼·布鲁克医疗中心，车很多，排着队缓慢向前走，车灯把黑黢黢的山路点亮，就像是正在施工的毕尔巴鄂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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